菊地大树教授在安徽大学作学术讲座

2024年5月23日，应安徽大学历史学院的邀请，菊地大树教授前往安徽大学交流并作了题为《先秦养马考》的学术讲座。

菊地大树教授

讲座伊始， 菊地大树教授介绍了动物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和目标，“动物考古学”是研究遗址出土动物遗存的学科，通过对考古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进行科学和系统地采集，开展鉴定、测量、及各种统计和分析，结合考古学文化背景探讨古代动物的种属、古代的自然环境以及古代人类与动物的各种关系，从特定的角度来研究古代社会的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梳理人类文明演化的历史。“动物考古学”主要目标是理解人类与其所处环境之间的关系。菊地大树教授认为，在古代中国六畜（牛，马，羊，豕，狗，鸡）中，马的驯化最晚，大约在商代晚期，但它在军事、权力、祭祀和交易等多个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且逐渐成为中国古代社会和经济制度核心内容之一。因此，对中国古代马的研究具有十分必要的学术意义。

随后，菊地大树教授综合历史学、考古学、自然科学等多个学科的研究成果，深入探讨了先秦时期的养马业。通过梳理古文献和出土文字资料，菊地大树教授认为中国古代的养马体制是有组织的，设置了分工有别的多种官职，马的饲养管理策略参照了马的季节性繁殖规律。他考据了西周中期的铭文与《周礼》和《礼记》中的内容一致，并提出马匹生产体系的开端可追溯到西周中期。此外，《睡虎地秦简》上可见的秦律中，也完善记录了有关养马管理的各种官职和法律。

此外，菊地大树教授综合历史学、考古学、自然科学等多个学科的研究成果，深入探讨了先秦时期的养马业。通过梳理古文献和出土文字资料，菊地大树教授认为中国古代的养马体制是有组织的，设置了分工有别的多种官职，马的饲养管理策略参照了马的季节性繁殖规律。他考据了西周中期的铭文与《周礼》和《礼记》中的内容一致，并提出马匹生产体系的开端可追溯到西周中期。此外，《睡虎地秦简》上可见的秦律中，也完善记录了有关养马管理的各种官职和法律。

之后，菊地大树教授介绍了从动物考古学和同位素分析所看到的中国古代养马技术。从碳、氮稳定同位素的分析结果，可以推测动物在生存过程中摄取食物的来源，复原幼马成长过程中的喂食情况；锶、氧同位素则可以用来讨论个体的迁徙情况进一步讨论生产地和养马地等相关问题。

最后，菊地大树教授探讨了中国古代养马技术向东亚扩散的状况。马的饲料以禾科植物和豆科植物混合为主，既能提供纤维素，也能提供蛋白质和钙质。《史记》《汉书》《西京杂记》《本草纲目》等文献里记载了苜蓿传入中国的经过。《张家山二年律令》和《悬泉置简》记载了用谷类和豆类的组合喂马饲养管理方式，其中“叔”或“菽”即指的是大豆或苜蓿等豆科植物。关于中国古代豆科植物连作的开始有二里头文化（冈村2003）、春秋战国（闵1971）、唐代以降（西嶋1966）等说法，中国的北魏时期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中也有相关记载。在日本古坟时代开始，随着小麦出土量增加，豆科植物数量也有所增加，可能与大陆或朝鲜半岛豆类种植技术的传播有关。日本国最古老的法令，八世纪的《养老律令》中有记载规定豆科和稻科混合的给料制度，而且对于不同种类的马的饲料配给也有所不同。对比长城附近农牧交接带游牧民与秦国养马技术的异同、以及中日饵食配比的差异，菊地大树教授认为虽然这些地区都和秦国有交往互动，但秦国的养马技术并未渗透其中，他们依然采用自然放牧为主体的养马方法的一部分，有可能直到隋唐时代马匹生产农业技术传达到古代日本。

在互动环节中，菊地大树教授针对师生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详细解答。例如，中国先秦养马技术能够确认的是西周时期？养马技术东传至日本最早是隋唐时期，是否有确切证据？菊地大树教授认为，从科技分析数据来看，西周中期开始养马，在隋唐时期养马技术传入日本。还有学生提问是否能通过动物考古的方法推测古代人类对马的选择？菊地大树教授认为是可以的，具体问题还要根据具体材料分析。此外，还有同学提到不同年龄段的马匹，是否在用途和策略上有所不同，是否有文献参考？菊地大树教授认为，文献记载方面还未有对应的参考，但不同对不同年龄阶段马的利用方式可能存在着不同。

菊地大树教授（右三）与安徽大学历史学院各位老师合影

文章来源：安大考古 公众号 链接：菊地大树：《先秦养马考》讲座纪要 (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