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纪要丨Katharina Zinn：阿玛尔纳考古：城市规划、物质文化与发掘

2026年5月17日，由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兰州大学考古与文化遗产研究院与兰州大学威尔士学院共同主办的考古与文化遗产系列讲座《The Archaeology of Amarna—city planning,material culture and excavations（阿玛尔纳考古：城市规划、物质文化与发掘）》，在兰州大学秦岭堂B414举办。本次讲座特邀威尔士三一圣大卫大学教育与人文学科研究所埃及考古与文化遗产教授、亚历山大大学旅游与酒店学院埃及学与文化遗产客座教授Katharina Zinn主讲，旨在介绍埃及考古研究成果，拓展学术视野，深化学术交流与文化传播。

讲座由兰州大学考古与文化遗产研究院执行院长魏文斌教授主持。威尔士三一圣大卫大学人文学科研究负责人、兰州大学威尔士学院外籍教授Thomas Jansen（杨森）担任翻译。来自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威尔士学院的师生参加了本次讲座。

讲座现场

本次讲座围绕公元前14世纪中叶古埃及阿玛尔纳时期展开，聚焦法老埃赫那顿推行的一神教改革及其对政治、宗教、城市规划和社会结构的深远影响。Katharina Zinn教授结合最新考古发现与多学科研究，解析阿玛尔纳如何在短短三十年间成为古埃及历史上最具实验性的城市，并探讨其迅速兴起与消亡背后的深层原因。

讲座伊始，魏文斌教授向听众介绍了Katharina Zinn教授。Zinn教授以景观考古学为引，简要介绍了阿玛尔纳(Amarna)和相关的学术研究情况。讲座首先重新定义了“景观”（Landscape）的概念。景观不仅是自然环境，而是人与自然互动的产物。它是人类活动的媒介和结果，随着人的活动和互动而变化。阿玛尔纳（Amarna）正是这种理念的集中体现——它是一个计划中的城市（Planned City），这在古埃及是极为罕见的，因为其他埃及城市大多是经过数百年自然生长形成的。阿玛尔纳仅存在了30年，是古埃及历史上被讨论最多但也最富争议的时期。此后Zinn教授从阿玛尔纳的历史背景、城市布局、历史发展与考古发现等多个方面对阿玛尔纳进行了详细的讲解。

第一部分：阿玛尔纳建立的历史背景——宗教改革与迁都动机

阿玛尔纳时期处于新王国第十八王朝末期（约公元前1350-1330年）。此时埃及疆域达到最大，但内部权力结构正在发生变化。法老埃赫那顿（原名阿蒙霍特普四世）发起了一场激进的宗教改革：放弃传统的多神崇拜（特别是底比斯的阿蒙神），转而独尊太阳圆盘神阿吞（Aten）。这是一种自然主义的太阳崇拜，法老与王后纳芙蒂蒂被视为阿吞神在世间的唯一代表，形成了某种“三位一体”的结构。艺术风格也随之改变，变得更加自然主义，法老和王后的形象也更显亲民。长期以来，底比斯阿蒙神庙的祭司阶层权力膨胀，经济雄厚，甚至影响到了王权，于是国王决定迁都，摆脱其控制。新的都城选址于孟菲斯（Memphis）与底比斯（Thebes）之间的中点，既政治中立，又具有象征意义——太阳从山后升起，正对城市所在的高原，符合阿吞信仰。此外，考古发现的边界石碑（Boundary Stelae）上的隐晦文字暗示，改革初期可能发生了针对国王的刺杀企图或政治动荡，这可能是迁都的直接导火索。

讲座现场

第二部分：阿玛尔纳的城市布局与功能分区

阿玛尔纳是一座功能高度分化的城市，主要沿一条贯穿南北的皇家大道分布，主要由北部城区（North City）、中央城区（Central City）、主城区（Main City）与工业区与工匠村四个部分组成。北部城区有山影遮蔽，环境最佳，推测为王后与高官居住地，其中包含大型宫殿、行政建筑和可能的王后纳芙蒂蒂居所（内有私人小神庙）；中央城区包括开放式无屋顶，象征着直面阳光的大阿吞神庙和小阿吞神庙，为核心宗教区。还有 “生命之家”（House of Life），可能为当时的图书馆/档案馆/研究中心和“书信档案馆”，在此发现了著名的《阿玛尔纳文书》，记录了埃及与近东各国的外交信件。此外还有王宫区域，目前已经有一部分被尼罗河所淹没；主城区是高官与贵族住宅区。代表性建筑为大臣图特摩斯（Tutmos）的宅邸，内有工坊，出土了大量精美雕塑；工业区与工匠村位于边缘地带，生产玻璃、陶器、珠宝等。工匠村为修建王室陵墓的工人提供封闭的生活区。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经历了激进的宗教改革，工匠村内仍保留了传统的信仰习俗。

第三部分：阿玛尔纳历史的终结

仅仅30年后，随着埃赫那顿的去世和图坦卡蒙继位，首都迁回底比斯。后世王朝试图彻底遗忘这段历史。在国王名单中，埃赫那顿及其继任者的名字被刻意剔除。尽管古人想抹去它，但现代学术界却因这30年的历史产出了海量的研究成果。

第四部分：阿玛尔纳考古发现与现代意义

从18世纪拿破仑远征开始，经多位考古学家（如弗林德斯·皮特里、诺曼·德·加里斯·戴维斯、巴里·肯普）的系统发掘，逐渐揭开了城市的面貌。1912年德国考古队在阿玛尔纳发现了一件纳芙蒂蒂半身像，现藏于柏林博物馆，但近期的研究发现其出土移交的过程可能存在法律流程上的瑕疵，引发了关于文物归还原属过的文化遗产伦理问题大讨论。

阿玛尔纳的考古发现具有重要的现代意义：由于过于追求理想化和快速建设，阿玛尔纳缺乏对社会结构平衡和生活可持续性的考量——只有精英阶层，缺乏普通市民的市井生活设施如商店、酒馆、学校，最终导致城市迅速衰败。这对现代新城规划具有警示意义。在学术研究方面，阿玛尔纳考古是一个跨学科研究的范例，现代考古不仅关注物质遗存，还结合了环境考古、社会考古以及社区参与式遗产保护。

在互动提问环节，现场听众围绕“生命之家”(House of Life)的性质、工匠村与王陵的位置关系与阿玛尔纳对现代城市设计的教训等方面与Katharina Zinn教授展开了深入探讨。针对以上疑问，Katharina Zinn教授逐一做出解答。她指出，古埃及的教育体系是分层的。初级教育在家庭中进行，精英教育在宫廷或特定机构，如“harem”，一种皇室妇女与子女的居住经济实体中进行。而神庙和“生命之家”承担了更高级别的职能。“生命之家”可能类似于国家图书馆兼研究机构，虽然建筑本身不大，但其功能是保存和传播知识，连接了宗教理念与实际运作，并非单纯的大学或图书馆。关于工匠村与王陵关系方面，工匠村位于沙漠中的隐蔽谷地，生活相对封闭。王室陵墓（Royal Tomb）并未完工，共有5个墓室开始修建但未完成，约在距离阿玛尔纳五公里处，迁都后，王室木乃伊被转移到了底比斯的帝王谷。在城市设计方面，Zinn教授表示，古埃及人通常持有“循环时间观”，但阿玛尔纳过于强调“线性时间观”，试图一次性建成理想国，缺乏反馈和调整机制。现代城市规划应避免这种极端，需要在传统与创新、精英与平民、政治象征与日常生活之间找到平衡。

Katharina Zinn教授与杨森教授、魏文斌教授互动

讲座尾声，魏文斌教授对本次讲座作总结。他表示感谢Katharina Zinn教授的精彩分享，并指出，阿玛尔纳时期可以与中国三星堆、商代都城进行对比，都经历了相似的政治动荡和频繁迁都。在城市规划中，阿玛尔纳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城市在宗教与政治相结合、工匠村的分布以及选址上有极大的相似性，可以尝试做进一步的比较研究。最后，魏文斌教授从世界文化遗产的角度，分析了阿玛尔纳符合世界文化遗产展示人类价值观的交流、建筑技术与景观的范例和与思想、信仰的关联等标准，具有极大的文化遗产价值。Katharina Zinn教授对此表示赞同，并强调学习古埃及城市规划对理解现代城市发展具有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