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畜考古学:古代亚洲的东西交流》纪要
本书译作《家畜考古学:古代亚洲的东西交流》,由菊地大树、丸山真史合编著,于2022年10月25日在日本雄山阁出版社出版,本书共212页,总计 22万字。
序章部分题名为《家畜研究和人类史》,介绍了本书的写作目标:使本书的受众对家畜考古学有一定的认识和了解。动物考古学的定义是:以从遗迹中出土的动物的骨、牙、角、皮等动物由来的遗物(动物遗体)为分析对象的研究领域。在英语中,称为Zooarchaeology或Archaeozoolgy,是进行动物遗体分析、研究的领域。在日语中被翻译为“动物考古学”。一般有两个研究视角:一是揭示动物在人类的生活和文化中的作用的人文科学的角度;二是从动物骨骼部位的形态学分析、分子生物学和同位素化学分析等对人类做出贡献的动物进行阐明的自然科学的角度。这本书以与家畜有关的动物考古学的问题为开端,但这不被纳入“动物考古学”领域的框架,由14篇论文组成,介绍了从公元前4000年至公元1000年间,在亚洲发展的人与动物关系史,由3部分构成:第一章“日本列岛的家畜文化”、第二章“家畜的起源和发展”、第三章“家畜考古学的新视角”。第一二章以考古学研究者为中心,研究在日本遗址中的家畜,以追溯其起源地为主题。第三章,加入历史地理学、人类学、同位素化学、分子生物学的研究论述,以人类史上的家畜研究为主题。亚洲这一地区的形成,不仅有日本这样的农耕社会参与,也由包括游牧在内的畜牧社会构成。亚洲的家畜利用不尽相同,在亚洲东端的日本,除了一般的牛、马、猪、狗、猫、鸡以外,大陆地区还饲养有山羊、绵羊、骆驼等也作为家畜而存在。并且,本书在家畜研究多视角的同时,提出家畜在亚洲的出现到东方的扩散是不一样的。
第一章:日本列岛的家畜文化
丸山真史《来到日本列岛的家畜》以日本具有代表性的家畜——狗、猪、马、牛、猫和鸡为焦点,从动物考古学的角度介绍了家畜的传入和普及的状况和特征。首先,在日本绳文时代,介绍了狗和野猪与人类的关系,然后讨论了弥生时代从大陆和朝鲜半岛引进的猪和猫以及鸡的出现。他指出,进入古坟时代后,出现了马和牛渡来的现象。然后,将在日本发展的家畜大致分为非畜牧型和畜牧型,对各自的接受过程的社会背景进行探讨。
宫崎泰史的《动物骨骼与卜占》关于日本的骨卜和卜骨,结合研究史概述其出现和发展。从日本卜骨使用的动物种类来看,以鹿和野猪为中心,东日本是鹿,西日本是野猪,东西占优势的动物种类不同,主要使用肩胛骨。肩胛骨的卜骨从时期、地域、烧灼的位置和形状来分类,捕捉其变迁,除了朝鲜半岛的系谱之外,还设想来自中国大陆的系谱。另外,因为没有文字,所以很难验证,不过,从遗迹的位置和出土地点的状况,还有现在残留的鹿的肩胛骨的神事,关于卜的内容也进行探讨。
日高慎的《家畜形象的埴轮》在被称为“埴轮”的日本古坟时代制作的陶制品中,举出动物形状的形象陶俑,对其种类和意义进行探讨。形象陶俑有房子、盔甲和刀等器材、男女、以鸟、马为代表的动物等各种形态。形象埴轮与环绕古坟的圆筒埴轮等配置不同,出现时期也有特征。首先,从家形和鸡形的形象陶俑开始,后来加入了器材和水鸟形,进而出现了猪、马和人像。其意义可以被认为是为了具体展示被葬者生前的活动而制定的。
古泽义久的《从东北亚史前动物形器物看动物观》将焦点放在象征当时人们动物观的遗物之一——动物形制品上,从与日本列岛有着很深地理关系的东北亚的动物形土制品中,探讨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如果整理东北亚的动物形土产品,除了野生动物以外,猪和狗的形象产品也很常见。从时期的变迁来看,从以野生动物为中心,变成以猪和狗为中心,之后消失。猪和狗形的土制品的发展,是以农耕的普及和家畜的发展为背景的,关于从大陆经朝鲜半岛向九州北部地区发展的背景也进行了探讨。
第二章:家畜的起源与发展
新井才二的《西亚中亚畜牧业的起始》讲述了畜牧起源在西亚,其起始可追溯至全新世初期。数千年后,其形式有所改变,并传播到欧亚各地。本节首先根据迄今所知,阐述西亚畜牧业的起始过程。在这之后,介绍畜牧何时、如何扩散到西亚外侧,特别是中亚,并结合近年研究成果进行介绍。并且,在思考当时东西交流的移动路径时,从广阔的中亚的多样的环境条件出发,除了北方草原地带和南方农耕地带这两大路径之外,还设想了进一步分支的多条路径,分别是农耕和畜牧业的指出面貌不同之处。
菊地大树《畜牧业的发展之路》在中国古代社会经济体系中担任核心角色的六畜(牛、马、羊、豕、狗、鸡)中,作为外来的畜牧业家畜的牛、马和羊的接受过程是焦点,探讨其意义。首先,在西方被家畜化的畜牧业家畜是如何经由草原地带传入西北边疆地区的。生活在草原地带的人们以畜牧业为主体,也使用羊毛、皮革和牛奶等畜产品,描绘了这样的畜牧业文化在龙山晚期在陕北地区被接受,并向中原地区发展的景象。另外,在畜牧家畜中还有一个代表性的是骆驼,设想骆驼进入中国的时期有可能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最后,探讨了逐步接受的畜牧业文化及其意义。
植月学《草原地区的畜牧业——吉尔吉斯斯坦阿克·贝西姆遗址遗址中的动物利用》通过对位于吉尔吉斯共和国的中世纪古代城市阿克·贝西姆遗址的动物考古学分析,揭示动物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及其意义,同时揭示遗址特征的变迁。阿克·贝西姆遗迹最初是作为交易而存在的,因此可以指出,利用马匹是显著的都市资源利用。但是,后来随着城市的衰退,出现了以牛和羊为主体的牧民利用资源的现象。通过关注这种动物的消费形态,可以讨论其具有都市功能的背景等,传达出动物考古学的魅力。
松本圭太《从游牧民的动物纹饰中能够知道什么?-----司克泰西伯利亚动物文的历史意义》在欧亚草原地带,通过活跃的东西交流,具有多种文化背景的纹样相互组合,出现了新的纹样。其中以司克泰西伯利亚动物纹为代表,本文将探究司克泰西伯利亚动物纹的内在变化。首先,以司克泰西伯利亚动物纹为特征的猫科动物和有蹄类动物,描绘了从草原地带东部向西部展开的景象。然后,整理司克泰西伯利亚动物纹出现前后的发展,将其起源归结于公元前11 ~ 10世纪后期的卡拉斯克式青铜样式。到了公元前9 ~ 8世纪,表现形式变得多样化,出现了广泛发展的现象,到了公元前7 ~ 5世纪,地域性得到了承认,由此可以设想群体或身份的重新形成。像这样反映古代欧亚大陆的转换的东西,说明司克泰西伯利亚动物纹的意义。
今村佳子《黄河之羊,长江之猪》通过全面俯瞰有关动物的遗物,探讨新石器时代家畜文化的面貌。首先,从南北动物遗存体的特征出发,指出随着气候变化而展开的家畜饲养的南北差异。并且,除了非实用性的卜骨和乐器之外,还关注动物埋葬和随葬的特征性动物利用,提示了新石器时代的发展。此外,还关注各种考古遗物中表现的动物设计,从精神文化的视角探讨当时的人和动物之间的关系。新石器时代的构图不再是黄河上的羊、长江上的猪那样简单,而是跨越地域、重意义的。这表明有层次且多样性的家畜文化正在发展。
江田真毅《家鸡的起源与传播》中说道:
在概述关于世界上最普遍的家畜——鸡的起源和传播的最新生物学研究成果的同时,回顾考古学研究并展望今后的研究课题。
近年来的全基因组分析表明,所有的鸡都来源于分布于中国南部、泰国北部和缅甸的G.g.s padiceus。另一方面,从考古学的鸡的开端来看,世界上最古老的鸡的骨头,到现在为止一直被认为是中国北部约一万年前的东西,不过,近年来的再验证判明是野生种。通过对鸡的讨论,笔者对家畜化是一个过程,即野生和家畜的区分提出疑问,并提出开发和应用新的分析方法来评价家畜化的阶段。
第三章:家畜考古学相关的新观点
村松弘一《环境史中的家畜----中国古代马、牛与人的关系史》通过古代中国的马和牛来考察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史。首先,以汉代的厩牧系统为纽带,展示了在鄂尔多斯高原和黄土高原边界线上展开的马的生产、饲养系统的具体情况。然后,通过比较战国秦、后汉前后的马匹生产情况,解读其社会背景。接着关注作为畜牲的牛,将汉代以后开展的牛耕与当时的社会动向一起进行概观。最后,作者将作为支撑中国古代的畜牲的马和牛与气候变化一起进行了探讨,指出本来应该由人类控制的马和牛实际上成为当时人们推动历史的动力。
平田昌弘《奶之恩惠》在人类历史上,从狩猎采集到畜牧的转变过程中,对人类管理下的动物,发生了从捕杀生产到生存生产的巨大变化。其中指出,挤奶生产技术的发明是粮食生产体系的巨大变革。然后,根据西亚动物考古学的研究成果,将世界范围内挤奶的开始时间假设为大约一万年前。他指出,以饲养低效率的羊、山羊、牛为目的,利用奶类,并提出了作为获取粮食战略和家畜管理战略的一种谋生形式的畜牧业的形成过程。另外,还介绍了多种乳加工和保存技术,并以西亚为起点,向中亚和北亚传播乳文化,呈现出北方乳文化圈和南方乳文化圈两极化的发展趋势。
板桥悠《家畜吃什么?》近年来,在考古学领域应用显著的动物骨稳定同位素分析的结果的考古学解释,为我们带来了关于当时社会的什么样的信息,报告了一个研究案例。首先介绍了稳定同位素分析的基础知识,然后以家畜中的猫、马、羊、山羊、猪为重点,展示了笔者的研究成果。本书综合参考了动物的生态、当时的地政学信息、种群可利用资源的分布以及动物考古学方面的信息,提出了当时动物饲养和管理的模式。稳定同位素分析并不是单纯地提供家畜所吃食物的目录和数量信息,而是要结合研究对象的社会、文化、历史进行研究,这让我们再次认识到它原本的研究目的。
觉张隆史《从古代DNA看家畜的起源和系统》介绍遗址出土动物骨骼的DNA分析。接下来,关于古代DNA分析数据的处理,一边回顾至今为止家畜分子系统额的研究史一边进行解说。接着,介绍了目前世界上正在讨论的家畜品种——狗、猫、马和牛的研究动向,最后评价了古代DNA研究的发展历程,展望了今后的发展前景,并提出了新的发展预测。
终章中,我们将以俯瞰的视角来把握以西亚为起点的畜牧业文化经由中亚在东亚的发展情况,了解具有代表性的牛、马、羊、猪、狗、鸡这些具有代表性的家畜在当时的各个地区是如何被接受的。书中概述了考古遗址,同时将对象扩大到以动物设计和动物骨头为素材的考古遗物,总结了相关书籍中讨论的各种问题。此外,本书还将深入探讨近年来成长显著的稳定同位素和古代DNA的优点和课题,阐述与动物考古学共同研究的目标。
综上所述,本书介绍了在中亚酝酿的畜牧业文化如何与中国新石器时代后期的诸多文化要素相融合,从而对中华文明产生了影响,以及在中国形成的家畜文化向周边地区传播的过程。其目标是在欧亚大陆家畜文化史中定位并重新构建,从中可以了解到动物考古学作为联结多种领域的纽带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