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札记】早期中国的手工业经济与中华文明起源

探源中华文明，赓续历史文脉。我国考古发现的重大成就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为推进文物考古成果的宣传推广，国家文物局、人民网主办，国家文物局新闻中心、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人民网+客户端、人民网文娱联合承办的“探源中华文明”第三季中国考古大讲堂线上播出第五期。本期邀请到北京大学副教授秦岭主讲《 藏礼于器——早期中国的手工业经济与中华文明起源》，讲座以我国史前陶器、玉器和青铜冶炼为例，揭示史前手工业与中华文明起源的相互关系。

讲座内容摘录如下。

古代手工业代表着人类社会技术成就水平，但又非是独立于社会与文化发展之外的一个存在，像是陶器、玉器、青铜器的生产，涉及原料开采、生产技术、生产规模、组织管理等多个社会方面，产品使用与流通与古代人类的认知、观念、信仰密不可分，因此手工业经济可定义为将物质资源、知识技术、劳动实践、政治文化等交互转化的人类实践活动。正因如此，“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启动以来就将手工业经济技术与文明演进关系列为重要研究课题。

手工业经济不仅是全面复原古代社会的基本内容，也是理解文明起源发展的重要基础，史前经济技术的发展演变一定程度上推动着文明社会的演进历程。以陶器、玉器、青铜器等手工业经济技术为例，它们在中华文明起源发展进程中各自发挥着不同作用。

陶器的发明是人类社会迈向定居生活的一个关键。作为人类创造的第一种人工材料，它的出现是古代人类社会划时代意义的事件：作为容器可以储存大量动植物资源，作为炊煮器具能够扩大人类可食用资源范围。此外陶器发明客观上降低了人群流动性，比如陶器生产原料获取限制了居住地选择，携带陶器不便于人群四处流动，进而促使人类转向定居生活。

我国的早期陶器出现于距今2万—1万年间。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出土有我国最早的陶器，测年数据距今2万年，器型为整体近似“U”形的圜底罐。早期陶器也见于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测年显示距今1.8万—1.7万年。此外，广西桂林甑皮岩遗址、大岩遗址，广东英德青塘遗址等南方洞穴遗址同样发现有早期阶段陶器。

北方地区早期陶器见于北京东胡林遗址、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河南新郑李家沟遗址，及近年来新发现的黑龙江饶河小南山遗址、山东临淄赵家徐姚遗址等，近年新发现的测年均可早至距今1.4万—1.3万年左右。南方早期陶器以圜底釜形器为主，北方则为平底罐形器，居住形态也各有不同。

陶器产生之初，制法简单，多为泥条盘筑或贴塑而成。距今6000年以来，新的制陶技术——快轮制法逐渐在长江中下游和海岱地区普及开来，同时期黄河中游和西北地区仍以泥条盘筑为主。率先发生制陶技术变革的区域，与当地社会发展水平密不可分，长江中下游和黄河下游地区气候温暖湿润，农业发展水平较高，人口增长较快，因而可以有较多剩余劳动力脱离农业转为手工业生产，为社会分工奠定基础。

由社会分工带来的陶器专门化生产，既能提高制陶效率，又可提升产品标准度和质量，一些精美陶器随之出现并逐渐脱离日常使用属性转而成为身份标志物，在不同仪式活动中表达社会地位和社会秩序。比如山东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的滕州岗上遗址，考古发现的一座4人合葬的高等级墓葬（编号M1），显现出较大规模的墓圹（长约3.3米，宽约3.2米）和丰富的随葬品，其中包括成套高柄杯、高柄豆、陶觚等300余件陶器。

如此数量陶器显然超出日常生活所需，暗示着社会贫富分化，特别是成套的陶器组合出现，似乎在表达一种礼仪。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是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时期的核心聚落，高等级墓葬同样以陶器彰显礼仪，其中一座墓葬（肖家屋脊M7）葬具之中专门放置陶器，头部有壶形器，脚部放置二三十件红陶杯，二层台有近100件高领罐。红陶杯可以作为宴饮器具，同时随葬较多数量此类器物，可能是某种仪式活动在墓葬中的表达，同时数量众多的同类高领罐集中随葬，暗示墓主人不凡的社会地位。

玉器同样是理解中华文明产生的重要基础，距今9000—5500年间，我国先民逐步完成对玉器的材质选择。北方地区，从饶河小南山遗址到兴隆洼文化以及红山文化，玉器材质一直是以透闪石类的软玉为主。南方地区，较早用玉的跨湖桥文化、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等，玉器材质则多为玉髓类石英材质，距今5500年左右的凌家滩文化开始，这一地区才较为普遍采用透闪石类制玉。

距今五六千年左右，中国形成包括柔性线切割、片切割、管钻等独有的制玉技术体系，同时玉器手工业从石器手工业脱离形成一种特殊的社会分工和工匠集团，中国早期文明通过对玉器等珍贵资源和制作技术的控制实现社会权力集中。玉器易于携带且材质坚硬不易损坏，成为联系、延续、继承区域文化的纽带，进而塑造中国文明具有的突出延续性。

距今5500—4500年间，中华文明处在多元一体进程中的多元阶段，各个区域社会形成自己的用玉传统。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体现出唯玉为葬的特征，位于山顶之上的坛、庙、冢遗迹构成规模宏大的仪式圣地，玉器几乎成为积石冢墓葬中唯一随葬品，承载着红山文化的社会信仰，同整个坛庙冢遗迹群形成一个景观信仰体系。

从凌家滩文化到良渚文化，高等级墓葬常随葬较多玉器特别是特殊的玉礼器品种，随着等级降低玉器数量减少也变成只有普通的装饰品。良渚遗址反山贵族墓地，个别大墓可有数百组上千件玉器，包括表达贵族身份的装饰用玉和礼仪玉器，用以体现社会权力和宗教信仰。部分器型如玉琮，刻画具有神徽性质的兽面纹饰来表现良渚先民的精神信仰，这类器物在良渚文化多个地域同时出现，构成区域社会统一的信仰体系。

大汶口文化所在的海岱地区，没有固定的玉料来源，也未形成较大规模的玉器生产，但它仍然以玉器体现礼制。前文提到大汶口文化随葬较多陶器彰显身份和秩序，除此之外也有少量玉器显现制度化的社会礼仪，主要表现在玉佩和玉兵两种用玉体系。山东章丘焦家遗址，高等级墓葬除了随葬较多陶器外，出现佩玉习俗，墓主随葬耳坠、玉环、玉镯，玉指环等饰件。另有扁薄玉钺、多孔石刀组成的玉兵体系。这两类用玉体系为后世夏商周三代葬玉习俗奠定了基础。

距今4500—3800年间的龙山时代，玉器成为跨区域互动交融的纽带，成为我们理解中国早期文明的索引。晋南地区的陶寺文化、陕北地区的石峁文化、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江汉平原的肖家屋脊文化在史前文化互动的背景下，出现新的资源和技术即片切割制玉技术。

与此同时，玉器使用场景更加多元，公共建筑（场所）用玉现象流行开来，比如陕西神木石峁遗址，玉器常被插入城墙缝隙中；陕西延安芦山峁遗址，玉器用作建筑奠基；青海民和喇家遗址，房内有类似神坛的遗迹，玉璧和玉料靠墙摆放。由此可见，玉器不再仅是表达个人权力，也成为公共仪式中的礼器。

相比于墓葬随葬，公共仪式中的玉器可以反复使用和观看，玉器的价值和隐喻意义在更大范围内流传，玉文化在随后的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一脉相承。此期，玉器资源和技术的大范围流动，推动着各地文化观念共享，为后世一体化的中华文明奠定基础。

纵观中国早期玉器发展脉络，从最初的以玉为美到以玉事神、以玉为礼，再到后来的比德于玉，逐渐形成中华玉文化。在此过程中，玉器逐步成为身份标志物，社会上层人员通过控制玉器奢侈品手工业经济，形成社会上层关系网络，并塑造着中国王朝国家形象，彰显中华文明特色。

二里头文化继承了早期青铜冶炼技术和相关观念，同时也吸纳了外围不同区域的青铜冶炼技术。规模宏大的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具有网格式都邑布局，宫城南部专门规划手工业作坊区，冶铜作坊位列其中。

二里头文化第三期出现我国最早的青铜礼容器——铜爵，至二里头文化第四期，借鉴陶礼器传统，初步形成青铜礼器组合，如鼎、斝、盉、爵等，开启夏商周青铜时代的序幕。

此后，对铜矿资源和技术的控制，成为我们理解青铜时代王朝国家政治文化版图的基础。青铜铸造作坊，向下关联铜器等相关遗迹遗物、向上关联都城布局，为我们理解早期王朝国家治理方式提供了关键信息。

与西方将青铜冶炼作为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技术不同的是，青铜技术传入中国之初先是作为小型工具，之后逐渐被集中的社会权力所控制进而生产青铜礼器。冶金术的传入并未真正推动农业生产力发展，转而使得社会生产关系更加复杂，并且无缝衔接先前陶礼器传统，青铜代替陶器成为藏礼于器的重要载体。

如果说农业经济是“何以中国”的基础，手工业经济则塑造了“何以中国”。一方面，陶器、玉器、青铜器等手工业经济，不仅体现在提高当时社会生产力水平，更是体现复杂的社会生产关系，这样的手工业经济对于整个一体化进程产生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部分陶器以及玉器、青铜器等手工业产品，多表现身份认同、社会秩序和思想观念，构成藏礼于器的价值观和价值体系。像是祖先祭祀、礼乐制度等家庭和政治伦理，成为维系家族到国家的一个重要纽带，也成为窥探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发展演进的一个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