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万里 | 都兰热水所出银盘及其相关问题

都兰银盘上装饰的阿波罗追赶达芙妮的故事题材，也见于犍陀罗地区出土的化妆盘。如巴基斯坦塔克西拉出土的1件公元前1世纪的化妆盘（图五，1），直径10.9厘米，盘内人物就是根据阿波罗与达芙妮的故事浮雕而成。盘内的阿波罗身披克莱米斯，全身赤裸。达芙妮虽然身披克莱米斯和派达索斯，但也是全身赤裸，身躯呈半蹲状。其中阿波罗右手抓住达芙妮的右臂，左手抓住达芙妮的头发，使其头部偏向一侧，表示阿波罗抓住达芙妮头发的瞬间。阿波罗与达芙妮的身躯之下是一溜石子状物，以之象征达芙妮之父河神佩涅斯。但这个故事只表现了阿波罗将要抓住达芙妮的瞬间，而未见达芙妮变化后的月桂树。

犍陀罗地区的人们还将阿波罗追赶达芙妮的故事情节模印在黏土上，如日本平山郁夫丝绸之路美术馆收藏的一块犍陀罗（或阿富汗）出土的黏土块上，就模印有这一故事情节，而且在阿波罗身后还出现了射箭的埃罗斯形象（图五，2）。其表现的两个情节，不仅有阿波罗将要抓住达芙妮的瞬间，而且还将故事的起因——小爱神埃罗斯射金箭和铅箭的情节表现出来，艺术手法采用了异时同图法。

从犍陀罗地区出土的化妆盘和黏土块上的装饰题材来看，阿波罗追赶达芙妮的故事在罗马创立后，已经传播到了犍陀罗等中亚地区，并成为人们喜爱的装饰题材之一。犍陀罗造像中出现大量的童子花绳形象（图六），就是罗马文化影响的结果，说明阿波罗追逐达芙妮的故事在犍陀罗地区的传播，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

都兰银盘上装饰的阿波罗追赶达芙妮的故事情节，与犍陀罗地区出土化妆盘同类题材中的人物表现形式及故事情节较为相似，只是犍陀罗化妆盘上未见拄杖的达芙妮之父和月桂树，而以石子表现达芙妮的父亲河神佩涅斯。结合前文的论述，都兰银盘出现达芙妮之父的形象和以五个叶片表示月桂树树叶，说明该银盘的原产地应该在希腊化较深和受罗马文化影响较大的中亚地区。但由于阿波罗与达芙妮的故事在1世纪时才在罗马创造出来，因此，笔者认为都兰银盘是1件受罗马文化影响较大的银器。犍陀罗地区在贵霜时期同时受到希腊和罗马文化影响，且该地区出土的化妆盘和黏土块上都以阿波罗与达芙妮的故事作为装饰题材，因此，笔者推测都兰银盘产地可能是在犍陀罗地区，而都兰银盘的制作大约在贵霜时期。中国境内发现的与希腊罗马文化相关的遗物，除都兰银盘之外，在甘肃靖远还曾经发现过1件罗马银盘（图七）。装饰希腊罗马神话故事的外来器物也有发现，如宁夏固原北周李贤墓出土的鎏金银壶（图八），虽然其形制更接近于萨珊朝波斯的胡瓶器形，但其上装饰的人物，则被认为表现的是希腊神话故事中的“帕里斯（Paris）审判”。上述外来器物的发现地点表明，希腊罗马文化向中国的传播，可能存在绿洲丝绸之路和丝绸之路青海道两条传播路线。

装饰希腊罗马神话故事的吐蕃金银器，都兰银盘不是唯一的，这就排除了其偶然性。日本美秀美术馆收藏有1件吐蕃银盘（下文简称美秀银盘）（图九），就具有浓郁的希腊罗马文化因素。该盘内纹饰以凸棱分为三圈，内圈为肩带双翼的半人半马、双手执葡萄的肯达夫罗斯，中圈为一周波浪状忍冬卷草纹，外圈是两两相对站立共衔下垂忍冬花纹的鹿、野山羊。每对动物之间以相交的连理枝状忍冬相间隔，而且每只动物都装饰有硕大的双翼。美秀银盘上装饰的忍冬花头样式，与都兰热水墓群及2018血渭一号墓出土的金饰片基本一致（图一〇）。鹿、野山羊、肯达夫罗斯之身躯所装饰的双翼，也见于都兰墓葬出土的太阳神织锦中的翼马之上（图一一），这说明吐蕃金银器及丝织物上的翼马纹样都受到了外来文化的影响，但美秀银盘上肯达夫罗斯及鹿、野山羊等羽翼的羽根呈羽毛状，与中亚、西亚的羽翼表现方式有所不同，反而与希腊罗马的天马羽翼极相似，如日本美秀美术馆收藏的1件出土于希腊的铜天马羽翼（图一二）。这些特征也与都兰银盘装饰罗马神话故事相契合，说明丝绸之路青海道是传播希腊罗马文化的一条重要路线。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希腊罗马出土的肯达夫罗斯一般不带双翼，但犍陀罗地区出土的肯达夫罗斯却雕出了双翼（图一三）。这说明美秀银盘上的装饰题材是多元的、复杂的和融合的。也就是说，肯达夫罗斯这一神话中的怪物形象的源头在希腊罗马地区，但其装饰双羽翼这一点则受了犍陀罗的影响，而其羽翼的样式却为希腊罗马式的。与此同时，其人身部分的面部特征则是吐蕃式的，同时还装饰有项饰。美秀银盘上装饰的肯达夫罗斯双手各执一串葡萄，这与希腊罗马神话中的肯达夫罗斯吹奏乐器等形象不同，也与犍陀罗地区的肯达夫罗斯吹奏笛子、执火坛、托酒杯等形象不同（图一四），但其双手持葡萄的形象则与犍陀罗地区双手托酒杯的肯达夫罗斯雕像有异曲同工之妙，它们都可能吸收并融合了希腊酒神狄奥尼索斯、罗马酒神巴卡斯的某些文化因素。

现实生活中经常能见到的桂树叶子呈长椭圆形，但唐代月宫故事铜镜上装饰的桂树叶子却多种多样，有长椭圆形、三片形、五片形，同一时代同一故事题材中的桂树叶片竟然出现了三种不同表现形式，这似乎暗示了这些装饰纹样所模拟的对象有所不同，或者说暗含了其文化来源的多元性。长椭圆形的叶子，表示是唐代工匠按照中国境内的桂树叶片的样子装饰而成的；五片的桂树叶子与都兰银盘上的五片形月桂树叶子基本一致；三片形的桂树叶子应该是艺术表现手法的差异或简化后的结果，因为有些三片形叶子与五片形叶子往往出现在同一株桂树上（图一五）。如此一来，唐代月宫故事镜上的桂树叶子形象似乎有两个来源：长椭圆形叶子是唐人所常见的桂树叶子，三片、五片形叶子则与外来文化有关。笔者对此一直较为关注，但找不到中间环节，都兰银盘的发现解决了这一问题。唐代月宫故事镜上的月桂树叶子的表现形式，与都兰银盘上的月桂树叶子极为相似，这表明它与犍陀罗乃至于更遥远的希腊罗马有着一定的联系，而其中间环节则是吐蕃，这样一来就破解了笔者的疑惑，说明希腊罗马的一些文化因素不仅流行于犍陀罗地区，还通过丝绸之路青海道传播到了中原地区。

在历史上，唐蕃之间时战时和，但也交流不断，互相贡赐金银器之事屡见文献记载。通过这种贡赐，唐王朝从而通过吐蕃与受希腊罗马文化影响较深的犍陀罗之间发生了联系。据《旧唐书·吐蕃传》记载，唐开元十七年（729）吐蕃赞普向唐朝献“金胡瓶一、金盘一、金碗一、玛马瑙杯一”，“金城公主又别进金鹅盘盏杂器物等”；开元十八年，吐蕃“名悉猎等至京师”，“赐紫袍金袋及鱼袋，并时服、缯彩、银盘、胡瓶”；“（开元）二十二年，遣将军李佺于赤岭与吐蕃分界立碑。二十四年正月，吐蕃遣使贡方物金银器玩数百事，皆形制奇异。上令列提象门外，以示百僚”。吐蕃贡给唐王朝的一些金银器，文献中称其“形制奇异”，但就目前的考古发现和传世品来看，吐蕃金银器的器形在唐代不同质地的器物中皆有同样的类型，那么其“奇异”在什么地方呢？器物是由形制和纹饰两部分组成，装饰纹样自然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不能将文献所云“形制奇异”单纯地理解为器物形制，它还应该包括花纹装饰等在内，而吐蕃金银器的“奇异”恰恰是其装饰纹样。如果这样理解，吐蕃金银器的“形制奇异”，至少应该包括来自犍陀罗等地的输入品或者模仿其装饰题材而制作的器物，前述都兰银盘和美秀银盘即是证明。更为奇妙的是唐代月宫故事镜流行的时间节点，也与吐蕃贡献各种金银器几乎同步。据研究，唐代的月宫故事镜大约兴起并流行于唐玄宗时期，可能正是在这一时期，吐蕃将来自犍陀罗的输入品，或者其装饰纹样中具有希腊罗马文化因素的器物传播到了唐代都城长安，并通过如前文提到的“列提象门外，以示百僚”等方式，在长安地区流行开来并影响到其他地区。美秀银盘上装饰的肯达夫罗斯就来自希腊罗马神话，而肯达夫罗斯在新疆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的山普拉墓葬中已经出现（图一六），可见美秀银盘装饰纹样的传播路线有经由新疆传播而来的可能性。与此同时，在青海都兰热水墓葬中还出土了大量丝织品，其上就装饰有源自希腊罗马神话的太阳神等图案。种种迹象表明，唐代装饰纹样中的一些外来文化因素，不仅仅是通过绿洲丝绸之路传播而来，丝绸之路青海道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传播渠道，这也与前文所云相一致。

从文献记载和出土遗物来看，吐蕃向唐王朝贡献的金银器中，应该包括有外来的输入品及仿制品，而这些器物及其装饰纹样引起了唐王朝工匠的注意，但受伦理道德的制约，他们最终舍弃了其中的裸体人物形象，而将叶子的表现样式移植唐代铜镜上。唐代吸收的五片形月桂树叶子的表现样式，在唐以后的图像中还偶有一见，如四川泸县宋墓中雕刻有一幅蟾宫折桂图（图一七），月宫中的桂树叶子呈五片状，但其外观看起来更像五角星状的枫叶形，已经发生了变化，但这种装饰应该来自唐代月宫故事镜上的月桂树叶子。

唐王朝与吐蕃在金银器上的互相影响，还有拉萨大昭寺藏鎏金胡瓶作为佐证。这件胡瓶曾经为宿白先生所关注，先生为此曾三次记录刊文，而且不断补充记录。银壶口径7.8、颈部长23、腹部最大径50、通高82厘米。先生通过该银壶上的反弹琵琶形象，对敦煌莫高窟中唐时期出现反弹琵琶的形象与吐蕃的关系进行了论述，认为这种反弹琵琶的形象可能来自吐蕃。关于这件鎏金银壶的制作地，有不同说法。笔者认为，该银壶口部与中亚、西亚流行的槽形流不同，而采用在动物（羊）头部的顶上开口，看起来形如禽类之冠，这种做法与唐代三彩器中的凤首胡瓶基本一致。唐代工匠制作凤首胡瓶时，巧妙地利用了凤冠，将壶口开在凤冠部位，使凤冠与器物口部合二为一，做到了美观而且实用（图一八）。这一做法可能也影响到了大昭寺鎏金银壶的制作。这个事例反映了唐与吐蕃之间在器物造型和装饰上存在着较为密切的交流关系，这也可以从其金银器、棺木等之上装饰的凤凰或者朱雀形象得到证明。

基于以上论述，可知唐代月宫故事镜上装的三片形、五片形的桂树叶子形象，存在经丝绸之路青海道传播到中原地区的可能性。又从唐代月宫故事镜上一些桂树叶子来看，虽然它们也呈三片形，但却呈收束状而不舒展（图一九），说明一些工匠对其并不熟悉，这反而更进一步说明这种三片形、五片形桂树叶子的表现形式与外来文化有着密切关系。

都兰银盘以阿波罗与达芙妮的故事为装饰题材，不仅反映了丝绸之路青海道是一条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而且这一神话故事可能也曾经丝绸之路青海道传入唐代都城长安及其周围地区，但由于其上人物裸体的表现样式，受到传统的儒家伦理道德的制约而未被接受，但其以五片形叶子表现月桂树的样式却被唐王朝的工匠所吸收，并成功地运用到月宫故事镜上。这充分表现了中国文化对待外来文化时具有强烈的选择性，而伦理道德、审美观等则是选择的基础。

美秀银盘上装饰的肯达夫罗斯形象，其本身就来自希腊罗马神话故事，而其装饰羽翼的样式却明显受到犍陀罗地区的影响，但其羽翼的样式却与希腊的天马羽翼相似，反映了这件银盘装饰纹样的多元性、复杂性和融合性，这反而验证了丝绸之路青海道在东西文化交流中的重要性。结合文献和其他图像资料，不仅可以证明丝绸之路青海道的重要作用，同时也能够体现了中原文化强大的辐射力及影响力，反映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历史演变过程。

作者：冉万里（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

本文原载《文博》202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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