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壁黄沙间的“勇士”——发掘实证支撑起丝路厚重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王维用这两句诗定格了塞北边陲的壮阔苍茫，也让一种有如勇士般的坚韧和超然之感，从唐代一直流传至今。提到陆上丝路考古，很多人首先想到的便是黄沙掩盖、驼铃远去下的神秘、绚丽与异域风情。但想象背后的真实，又有着怎样的“不一般”？

魏文斌，兰州大学考古学及博物馆学研究所所长、考古与文化遗产研究院执行院长。他长期从事丝路考古与文化遗产研究，曾参与或主持过瓜州魏晋墓葬、武威塔尔湾瓷窑址、高台骆驼城、麦积山舍利塔、武威白塔寺、崇信丈八寺等发掘，是甘肃省丝绸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专家组成员。

从考古发掘的一线现场，到走进高校教学育人，在今年文化与自然遗产日到来前夕，这位老师慷慨与我们分享了他心中的丝路情怀。通过讲述你会发现，文物代表了过去，而人则拓展了未来；怀揣包容的心态、带着开阔的视野去做好保护传承这件事，给旧时光赋予新生命的同时，会为前行带来更多美好的可能。

兰州大学考古学及博物馆学研究所所长魏文斌

央博：从事陆上丝路考古工作多年，在您看来，与其他类型的考古项目相比，丝路考古的特色是什么？

魏文斌：丝路考古的重点就是要去找到一种“关联”，即面对考古项目中的某个遗址或遗存，去认识把握它跟丝路的关系是什么样的，从内涵、价值等方面挖掘关联性，这是要特别注意的点。

“丝绸之路”是一个非常广博的范畴，其研究对象和领域众多，除了我们普遍意义上常说的城镇遗址、长城、驿站之外，还包括不少跟丝路文化交流传播关系非常密切的，比如说佛寺遗址、墓葬等等，都属于丝路考古研究的对象。

丝绸之路的定义也并非一条简单的东西向道路。历史上人们走过的那条路如今不一定保留了下来，但路线是清晰的，而且呈现出来的是网状——除了从洛阳、长安到河西走廊再到西域、欧洲这样一条主线之外，还存在不少分支线路也很有可能与丝路关系密切，这都是我们在研究中要密切关注的。

比如敦煌莫高窟，它是一个佛教石窟寺类的遗存，寻找它与丝路的种种关联，不是靠我们像田野考古一样去挖掘，而是要从遗存下来的洞窟特征、造像与壁画题材、内容及特点等方面，置于文化交流传播的大背景下去探讨。

再举个例子，我曾经在河西走廊两个特别著名的城址，即高台骆驼城遗址和敦煌悬泉置遗址做过多次调查、参与过一些发掘。它们不仅是保障丝路畅通的、具有军事性质的城市，还是长距离交通贸易运输中相当重要的城镇或驿站遗址。在历史上或者说是曾经某一个时间段里，这样的城镇遗址在丝路的兴衰过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是一个总体认识。而如今，这些城镇遗址里面可能还保留着跟丝路交流相关的文物，比如周围的墓葬，或者是跟信仰相关的，譬如距离锁阳城遗址较近的东千佛洞等等，它们都是丝路考古研究工作中要去结合探讨的一个关联整体。

2014年，悬泉置遗址作为“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中的一处遗址点，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个遗产点是陆上丝路从长安向敦煌出发沿路的一处重要驿站，有很多功能，首当其冲的就是接待功能——东西往来的各路人士与各国使节，都在这里汇聚，所以当地出土了大量西域地区跟中原往来的使者的简牍，足以说明悬泉置与丝路之间的关系。

曾在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工作多年，魏文斌认为佛教石窟寺类遗存是丝路考古研究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对文化内涵的挖掘一定不能忽视关联性。

一个遗址要将它列入丝路沿线，如何去证明？那就需要靠考古发掘研究去印证的更多信息，支撑它的地位。丝路考古，历史已经给出了一个“大命题”，秉承反映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大背景特性，通过大量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去寻找更多的细节物证，找到关联点、关键点或信息点，这就是我们的工作。

央博：大漠、风沙给丝路考古工作带来了很多的艰辛和不易，可否分享让您印象深刻的经历？从科技赋能、创新的角度来看，当前丝路考古的发展有哪些新气象值得一说？

魏文斌：上世纪90年代我曾在甘肃酒泉瓜州发掘过一座魏晋时期的墓葬。瓜州这个地方可以说一年四季都是风。当时的发掘正值冬天，发掘地点在戈壁滩上，离最近的村庄还有好几公里，寒冷加上大风让我至今都印象深刻。

那时候也没有监控设施，墓葬在发掘过程中，晚上不能没有人值守。于是我们就搭个帐篷，铺上一些草，再垫上布和褥子，然后拿个被子或者棉大衣一盖就完了。为了文物的安全，相当于是坐在墓坑旁边睡觉，不过当时也不觉得有多么苦，而且时间很容易就过去了，能够克服。

事实上，不要说几十年前，即便是现在，丝路考古尤其是在核心地段，比如甘肃、内蒙古、新疆，所面临的工作环境仍然比较艰苦。最近我的一个学生在吐鲁番做相关考古发掘，他告诉我当地地表温度已经达到了50多摄氏度。我们做考古的人要能吃得了这种苦。

至于一个遗址发掘多久，则根据遗址或墓葬的规模大小来定，有些大型遗址要将它完整揭露出来，恐怕三五年内也解决不了问题。相比之下，现在我们的考古工作已经从过去的粗放，尽量在往精细化道路上走，去尽量多地提取遗址中的各种信息。在传统考古的基本流程和步骤之上，现在的考古工作越来越受到其他学科与科技手段、方法的支撑。

2023年7月，魏文斌带队兰州大学考古学师生赴甘肃崇信丈八寺遗址开展为期3个月的考古发掘工作，这是他在工地指导清理遗迹。

比如说面对一个遗址，为什么当时人们会在这里选址，理念和原则是什么？必然是跟水源等环境有莫大关联，因此环境考古是这个项目中的重要一环。再比如，如果考古遗址中出土了人的骨骼怎么办？除了对性别、身高、年龄等基础信息的判断，还要进一步做DNA研究与疾病研究，断定这具遗骸属于哪个人种，生前可能患过什么病等等。尤其在丝路考古中，人种的确定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文化交流是靠人来完成的，这些都需要交叉学科的支持。像这样通过人类骨骼研究而得出结论，我们已经在一些考古发掘中进行了很好的实践。

还有动物骨骼与植物的出现，同样会为研究提供丰富的信息。例如通过羊、马这样的动物骨骼，我们会发现大约在4000年前，人类对这些动物资源的驯化和利用从西亚、中亚逐渐传播到中国。当时的中国大概处于龙山时代，也是从这个时代开始出现了羊、马这些动物骨骼，这实际上就能够反映出历史上的丝绸之路，在人来人往的同时还伴随着物种的交流，非常重要。

再者，在以前我们的传统考古中，对于植物遗存，比如出现粮食作物的种子，我们会采集，但做得没有现在细致。随着科技考古的进步，包括当时动物吃的是什么，相关的碳氮同位素我们都可以做出来。这牵涉到人类对于动植物资源的利用，最终又会反映到对丝路商业经济、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的还原勾勒上来，就像一个“闭环”的形成，我们用实证来打造。

当前考古学科的发展，其目的已经从最初对物质文化史的研究，逐渐深入到了更深层次的人类社会研究上。这必然会伴随着跨学科和交叉学科的介入，现在我们会更多将生物考古、冶金考古、文物保护工程等等方面结合在一起，大家共同来做这件事，从文物、遗址到人类生活与社会交流，能够推导出巨大而丰富的信息世界。

近年来科技的发展，助力考古学出现了不少新的分支方向。在魏文斌看来，考古外延变得越来越丰富是进步，作为从业者要开拓眼界、不断学习。

央博：作为一门学科，中国考古事业的发展离不开人才培养。对此您有何体会或建议？

魏文斌：在中国，考古作为一门学科，一些理论和方法的源头来自于西方考古学，比如地质学上的地层划分，以及生物学中的生物分类等等。但这几十年以来，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开始，这个学科从受西方影响逐渐地走向了“中国化”，理论和实践不断创新，甚至在有些领域已经掌握了话语权。

举个例子，前几天我参加了在西安举行的一个中外联合考古工作会议。会上我了解到，我们中国的不少考古机构，包括一些高校如今也走出了国门，到其他国家去从事考古发掘工作，将考古研究的视野放在了更大的世界范围内，这是非常厉害的。

拿丝路考古来说，可以看到，当今中国有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投身到这个领域之中，做出了很多的努力和贡献。我相信丝路考古会成为新时代中国考古学的一个特色，也可以肯定中国的考古学研究以后会越来越有作为。

学科的发展离不开人才的培养。我也愈发强烈地感受到，只会传统考古显然不够，作为老师，首先你自己懂不懂这个领域新的发展趋势？对于新技术的应用，即便自己不会，但愿不愿意去了解然后教给学生？这很重要。我经常跟学生们强调，要有包容的心态，大到国内外研究动向，拓宽专业知识；小到PS制图，或是显微镜的使用等等，这些在将来的研究中都会用到，要主动去学习、善于去学习。

在北石窟寺调研现场，魏文斌为学生们示范平、剖面图的绘制

另一方面就是视野一定要宽。关注新的发现固然不错，但也不能总想着要去发掘“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东西。

给大家分享一个例子，之前我带着我的一位博士生在《敦煌研究》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主题是从嘉峪关魏晋墓室壁画中两幅描绘牛马吃草喝水“不同槽”的砖画切入。实际上，嘉峪关墓室壁画的发掘是在几十年前，可谓是“旧材料”了。但就“牛马不同槽”这个话题，我琢磨了好几年，然后我们发现，对“风马牛不相及”这个成语的体现，不仅嘉峪关魏晋壁画墓中有、敦煌莫高窟壁画中有，在朝鲜半岛和日本的绘画中也有。从生活中细枝末节的“点”上升到文化，不难看出中国文化影响范围之广，这很有意思。

所以，只要肯钻研，发现总是源源不断的；即便是旧材料也不存在“被完全研究透”一说，深入发掘利用同样可以找到新的观点，让它重新“活起来”。

文章来源：央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