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小丽 李欣桐｜客省庄文化出土玉石器研究——以康家遗址出土玉石器分析为主

以关中平原东西部及秦岭南麓陕南地区为主要分布区的客省庄文化，作为龙山时代陕甘地区一支重要的考古学文化，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社会复杂化进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意义。这一文化自20世纪50年代发现以来，在70多年的发掘历程中共发现了近40余处遗址。然而在迄今为止发掘的诸多客省庄文化遗址中，却鲜少有像齐家文化、石峁文化和陶寺文化这些相邻地区同时期或者略有前后的考古学文化那样大量出土玉石器的报道，而其朴素单一、以日常生活器类为主要陶器组合等特征都使得学术界普遍认为客省庄文化在社会阶层分化的等级序列中应该处于仅有村落的第三级别[1]，因为无论是从聚落面积还是出土遗物似乎都支持这一结论。但是处于龙山时代被周边强势文化包围之中，特别是龙山文化晚期，部分遗址还可能进入夏纪年的客省庄文化是否只是一个普通的、村落级别性质的考古学文化，还需要在不断增加新资料分析的基础上进行全面探讨。玉石器作为新石器时代上层社会间交流频繁的物质文化遗物，是研究考古学文化性质的重要方面。本文以目前正在整理的临潼康家遗址出土玉石器为主要分析对象，并结合其他遗址出土的玉石器及新近西安斗门镇太平遗址报道的相关遗物[2]，对整个客省庄文化时期的玉石器进行探讨。

康家遗址位于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相桥镇的渭河北岸约4.5千米处。这里属关中平原东部，地势较为平坦，距著名的骊山仅约20千米，西距石川河约4千米。遗址东侧30多米处有一条南北向的古河道，直到汉代时仍然使用并南流注入渭河，而其南侧约120米处有一条自西向东汇入的古河道。根据20世纪90年代初的多次钻探调查，确定遗址的总面积约为19万平方米，文化内涵为单纯的客省庄文化堆积[3]。康家遗址自1981年由西安半坡博物馆试掘以来，在历年的数次发掘中零星出土了一些玉石器，其中以1985～1990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现为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进行的4次发掘中出土的42件玉石器为目前可观察资料。1985年发掘时将整个遗址划分为I～V五个区域[4]（图一）。这里首先对除了Ⅱ区以外各区历年发掘出土的玉石器进行综述。

图一 康家遗址试掘与发掘区域分布示意图

（一）康家遗址不同区域出土玉石器

康家遗址是计划性发掘项目，发掘区域是在钻探后对遗址布局有所了解的基础上，针对遗址可能的分布特征而设定的，因而发掘年度与区域也正是部分聚落布局的反映。而不同区域出土玉石器的状况，可能暗示着玉石器在康家聚落内的空间分布特征。

如图一所示，T1、T2所在区域为I区，发掘面积200余平方米，共出土17件玉石器，是历年发掘出土玉石器最多的区域[5]。T3～T7所在区域为Ⅲ区，发掘面积500余平方米[6]，出土玉石器9件。T8～T25所在区域为Ⅳ区，发掘面积900余平方米，共出土玉石器6件。T26位于Ⅰ～Ⅳ区西侧约200多米处，为Ⅴ区，发掘面积100余平方米[7]，共出土玉石器10件。

（二）康家遗址出土玉石器器类特征

康家遗址出土的42件玉石器，根据器物形制可分为以下四类：祭祀礼仪类；工具类；装饰类和与制作有关的玉料、残次品及改制或者半成品。其中以具有祭祀礼仪性的璧、璜、白色条形器和工具类的锛、纺轮等为主，少见装饰性饰品。而玉料、玉芯、玉器残片及具有改制行为的半成品等制作环节遗物的发现，暗示着这里曾经有制作玉石器行为。

具有祭祀礼仪性的石璧  6件。均残。材质经鉴定分别为粉砂质板岩4、长英质片岩1和变粒岩1件。残长5～10厘米。其中完整度最高的石璧为标本T2④:22，残存约四分之一，粉砂质板岩，为灰绿色，器身通体磨制，厚薄均匀。肉径5.5、厚0.9厘米，重275克（图二，17）。

石璜  1件。标本T26F263:1，青白色，为滑石质。通体磨光。一端可见切割痕迹，纵截面为窄长方形。肉径1.8、厚0.7厘米（图二，33）。

长条形斜角器  14件。形状都是扁长条形，一端磨成斜角，另一端残断，横断面为长方形。石质均为方解石。残长2.6～5.6、宽0.9～1.6、厚0.63～0.68厘米。以标本T5④:16最为典型，白色，微透明，可见条纹结构。横断面为弧角长方形。一端均磨成约为45°斜角，另一端残断。残长5.6、宽1.3、厚0.62厘米（图二，23）。这类器物是康家遗址中出土数量最多，但其具体功能不明，也许是一种具有某种族群认同的象征性器物。与这类长条形斜角器较为相似还有2件条形器。其中一件为尖头条形器，标本T22⑤:4，白色，方解石质。形状为尖头扁条形，一端成尖角，呈等腰三角形，尖角下方有一圈凹槽，器物另一端有一呈U形凹槽，凹口一侧有弧形缺口，可见螺旋纹。横断面为圆角长方形。残长4.5、宽1、厚0.57厘米（图二，27）。另一件为软玉条形器，标本87HG1⑥:45，黄白色。为长条形，横断面为椭圆形。两端都被整齐的截断，断面可观察到切割痕迹。残长2.1、宽0.9、厚0.64厘米（图二，18）。

工具类玉石器中锛  6件。其中软玉质5件，石英质1件。玉锛的形制较为规整，扁平长条形，有的器身带孔，器身长3～4.8厘米。标本T2F22:29，灰绿色，局部有黑褐色，软玉质（G.B/T3882～2020称青玉）。近长方形，横截面为长方形，单面斜直刃，刃宽为最大宽。刃部与器身交界处有一孔。长4.8、宽2.7、孔径0.29、厚0.45厘米（图二，2）。石英质锛形制较玉锛略宽，标本T1H4:57，灰白色，扁平长方形，横截面为圆角方形。底部残断。长5.4、宽4.7、厚1.8厘米（图二，1）。

纺轮  4件。均为残件。经鉴定材质有方解石3件、石英岩1件。标本T1②:4，残存三分之二，白色，方解石质。通体光滑平整。器物中间有一穿孔，孔壁直而光滑。直径4、厚0.9、孔径0.11厘米（图二，15）。

凿形器  1件。标本85kk采:22，灰白色，方解石质。呈长条形，横截面为方形。双面平直刃，刃宽等于最大宽，刃角约为45°。残长5.4、宽1.2、厚0.85厘米（图二，11）。

康家遗址出土玉石料包括软玉料1件、方解石料2件、石英料1件。标本T1H1:5，黄白色，局部呈黄褐色，可见大量白色絮状包裹体。呈不规则块状，边缘磨成圆弧形。平面可见切割痕。残长7.4、残宽4.1、厚2.8厘米（图二，14）。标本T1H9:1，为黄白色方解石料。形状为菱形四面体，两端有断口，断口呈完全解理。长3、宽1.8、厚0.9厘米（图二，10）。标本T26③:24，石英料。黄白色，不规则块状，一面为原料石皮，另一面为参差状断口。最长3.4、最宽处2.4、厚1.1厘米（图二，39）。

其余还有白云石石铲1件、软玉玉芯1件、残片2件。

（一）玉石器的出土背景分析

石璧是康家遗址出土数量较多者之一，共有6件，其中3件出土于V区的F256内。F256与F257、F258是第三期较晚的三联成排房址中的一间，白灰面地面，中心灶出土陶斝和陶鬲，在东、西、南墙壁处都有集中堆积的大量陶片和兽骨，还出土骨凿1件和骨锥2件。F256可能在当时曾经举行过大量人群集聚的活动，而石璧也许应该与这种活动仪式有关。其余3件石璧分别出土于I区和Ⅳ区的地层内，可能是在某个住址内使用后被废弃的，与F256的出土情景虽然不同，但是使用意义应该一致。石璧的材质有粉砂质板岩（4件）、长英质片岩（1件）和变粒岩（1件），而若以肉眼观察，以上3种石质均呈灰绿色。似乎暗示着石璧的制作在选材上可能存在着一定的规则。玉石璧作为传统礼仪器，自良渚文化以来被很多地域的不同考古学文化所吸纳，成为新石器时代具有广域礼仪含义的一种物化体现。康家遗址出土的石璧虽然材质上不及软玉珍贵，但6件石璧均呈现统一的灰绿色调，颜色统一的特点可能正是康家人群在选材时的标准之一，同时也反映了石璧所承载的礼仪性意义。

而软玉类的4件玉锛中有3件出土于I区F22内，呈墨绿色，均为上窄下宽的梯形，制作规整带孔。另一件形状极为相似的F26F265:11则出土于Ⅴ区内（图二，35）。I区H4出土有石纺轮（T1H4:58）、残片（T1H4:56）和1件石英锛(T1H4:57)，在其附近的H1出土1块有切割痕迹的软玉玉料。房址F22和灰坑H4、H1都出土大量完整陶器，分别是6件、14件和5件，H4还出土11件以骨锥为主的骨器和1件雕刻有花纹的骨片，另外还在同探方的地层出土3件卜骨。4件软玉制品出土于Ⅰ区，而且伴随着玉器半成品与玉料出土，暗示着这里曾经是康家遗址软玉类玉石器的加工场所。而同时伴随出土数量较多的完整陶器、大量骨器与卜骨，暗示着所在遗迹性质的特殊性。

方解石料的发现，暗示着14件小斜角长条形器在遗址内的制作行为。而若从遗址功能区域的角度来看，I区在康家遗址功能分区中可能与玉石器，特别是软玉和方解石的制作工坊关系密切，且有一定的与治玉关联的祭祀行为。

（二）玉石器制作技术与相关遗物分析

康家遗址出土了4件玉石料，其中软玉料1件，方解石料2件和石英料1件。4件玉石料上均有切割痕迹，显示是当时制作过程中使用的料石。此外还出土有残片2件，改制和带有切割痕迹的残玉石器3件。这些制作过程中产生的原材料、残次品和改制品的出现，暗示着康家遗址曾经在遗址内进行过玉石器的加工制作，而有玉石器制作的遗址，可能在当时社会结构中承担着遗址或者区域社会使用玉器制作的重要角色。因为玉石器制作除了某种实用功能外（如锛和纺轮），大多数都是非实用性的和非装饰性的器物（如长条形斜角器、石璧等）。这些特殊器类虽然不都是狭义的玉质，但是其非实用的特殊形制反映了其可能具有某种祭祀礼仪性质，因而是康家遗址重要的器类。康家遗址I区出土了包括软玉原材料、半成品与玉器成品各个环节的遗物，显示I区与制作玉石器的密切关系，但是康家遗址目前出土的相关遗物并不多，因此其产品流通以及制作行为在康家遗址中的意义值得探讨。

康家玉石器从制作技术来看，软玉质与方解石质的器物加工精细，器身通体磨光。而粉砂板状岩类的器物工艺简单，善于利用薄片层状节理作为器物的表面降低加工难度。从操作链的视角来看，首先是原料有软玉、石英石和方解石原料（图三），前二者的原料表面都保留了原生石皮，方解石原料为呈菱面体的单形晶体。软玉料T1H1:5呈不规则块状，表面有片切割痕迹。根据玉料中部残留的断茬，推测取料应为双向切割的砥断法[8]，即从两个方向进行片切割，当玉片和器身还有一些厚度时，便将其敲（掰）断。石英岩料中没有发现切割痕迹，仅见矿物受力自然破裂的参差状断口。推测康家先民根据不同的质料有不同的开料方法。

图三 康家遗址出土玉石器原料

而治玉制作过程中的阶段性产物有石纺轮T1H4:58、石铲T1H6:31、石璧T26F256:11等以及玉芯T13④:3（图四）。玉芯T13④:3通常由管钻法获得，由于风化作用，器物侧面无法观察到加工痕迹。石纺轮T1H4:58、石铲T1H6:31及石璧T26F256:11器身均不完整且有明显的片切割痕迹，特别是T1H6:31器表似水波的弧线并不是线切割的痕迹，而是白云石破裂的自然矿物特性。根据穿孔器物判断，器物被切割是发生在穿孔工序之后，故推测以上几件残缺的器物应为改制所剩余料，侧面反映康家遗址玉料的稀缺性以及来源的复杂性。

图四 康家遗址出土玉石器制作阶段性器物

成品的表面经过细致打磨，方解石、滑石类摩式硬度较小的器物表面磨痕更加明显。通过观察发现，器物边缘的处理方式与材质的关系不大，与器物形制紧密相关。所有锛类的器物边棱锐利，而长条形斜角器物的边棱则都经过磨圆处理，横断面呈弧角长方形，斜角部分都经过磨薄处理，均比器身略薄。

穿孔仅见于纺轮、锛两类。从孔洞的断口部位仅T26F270:1可观察到平行的螺旋纹，其余皆因风化作用无法观察。根据纺轮孔道竖直、孔口圆整，推测为管钻法（图五，1）。有穿孔的2件玉锛皆出土于F22，材质纹路相似，应来自同一原料。二者孔道均较为匀直，也应为管钻法。从T2F22:29孔洞边缘不规则的破损来看，行将穿透时会采用琢打的方式进行透孔（图五，2）。

片切割痕迹不仅见于玉料和改制的余料中，在成品器物中（石璜T26F263:1、长条形斜角器T24F182:11）也可以观察到（图五，3、4）。成品上的切割痕迹使这些器物与“精致”相去甚远，但从总体来看，康家遗址出土玉石器以简约规整为特点。

1.石纺轮（T26F270:1） 2.玉锛（T2F22:29） 3.石璜（T26F263:1） 4.长条形斜角器（T24F182:11）

（三）玉石器反映的社会意义

康家遗址出土玉石器中仅有8件软玉制品，从功能来看以玉锛这种工具类占比最多，因此可见康家遗址的软玉并没有显示其在祭祀性礼仪器中的优势，这一点与周边其他遗址玉石器的特征明显不同。而在占大多数的石制品中，却有以长条形斜角器和石璧为代表的非实用器占比较多，可能是康家遗址具有祭祀性功能的物化表现，承担着这一遗址实用器之外与祭祀、宗教礼仪有关的礼仪功能。这两种器物在制作之初，从原材料选择开始可能就是有规划性的。因为在17件白色方解石制品中，长条形斜角器占到90%以上，似乎暗示着制作选材时专材专用的倾向。而6件石璧虽然从矿物学上鉴定为3种材质，但是均为灰色片岩的表面特征可能是当时人们肉眼选材的标准。固然软玉玉材作为一种稀有原材料，在表现上层社会礼仪器的制作上具有先天优势，也符合威望产品的稀有性和珍贵性特质，但是若考虑古代人群在原材料的选择上颜色作为最直接的感官要求，那么这种非软玉的方解石就可能是因颜色而被选择的，而这种依据颜色选择原材料的思想正体现了康家先民对祭祀礼仪器物内涵的理解。

除了康家遗址之外，在关中－陕南地区的其他客省庄文化遗址也出土有玉石器，其中距离康家遗址较近的太平遗址和客省庄遗址出土的玉石器与康家遗址具有一定的关联性。

（一）西安斗门镇太平遗址新发现的玉石器

太平遗址位于西安市西咸新区沣东新城斗门街道太平村的东侧渭河谷地延伸的河流阶地上。据报道，2021年发掘面积为3900平方米，共清理客省庄文化灰坑173座、壕沟3条、房址5座、灰沟葬4座[9]。出土了一些玉器和玉料等。主要器类有玉璧、玉璜、玉刀、玉圭类礼仪性器类，还有笄、臂钏、佩饰等装饰品（图六）。其中少量带线切割痕的玉料、玉璧芯、毛坯等表明该遗址应有玉器作坊存在。其中白色长条形器与康家遗址的长条斜角方解石器相似，这一点值得关注。而首次出土的叶形陶牌饰和陶铃以及聚落环壕设施等都显示太平遗址是客省庄文化时期中心性大型环壕聚落。其碳十四测年为距今4150～3700年，进入夏代纪年范围，这将会极大地推进关中—陕南的龙山—二里头文化社会转型期的考古学研究，也对进一步研究客省庄文化的玉石器具有启示意义。

（二）长安客省庄遗址出土的玉石器

客省庄遗址位于西安市斗门镇附近的沣河流域，发掘于20世纪50年代，是客省庄文化的命名遗址[10]。出土玉璜5件，玉料多件均为软玉类材质，如长柱形玉原材的各面均有磨光，残存有截断时留下的痕迹等。另外，在石器类的报道中有15件用途不明的“小白石器”引人注目，小白石器的横断面为长方形，大多长4.1、宽1.45、厚0.7厘米左右。虽然没有图片和矿物鉴定结果，但是呈白色和标本的尺寸大小，与康家遗址出土的方解石质长条形斜角器相似。

纵观以上康家、太平与客省庄三处遗址的玉石器有以下共同点：首先三遗址均发现了与玉石器制作过程性遗物，至少暗示着遗址中都可能存在制作玉石器的行为；其次是均发现有其他地域少见的“长条形斜角器”，康家14件、客省庄15件、太平2件，可能是关中地区玉石器的特有器型；第三，均发现有软玉制品。器类除了璧和璜以外，多为锛、纺轮等工具与少量装饰品类，少见同一时期其他地区常见的玉琮，或大而薄的玉钺、玉刀、玉璋等礼仪器。相对而言，白色方解石质的长条形斜角器则凸显这一地区的玉石器特点。

（三）天水师赵村遗址出土的玉石器

师赵村遗址位于甘肃天水市西约7千米的籍河北岸阶地，是一处有多重考古学文化构成的复合型遗址。其中师赵村第七期属于龙山文化晚期[11]，其白灰面成排分布的居住排列，以小耳斝、单耳鬲和夹砂罐为主的炊煮器组合等都具备客省庄文化的特征。师赵村第七期仅发现3座墓葬，其中M8随葬一组玉琮与玉璧组合，二者均为透闪岩制成。琮呈方柱形，中央纵穿一圆孔，通体磨光。与玉琮共出的玉璧，中间孔径由管钻法穿透，璧的一面平整磨光，另一面留有切割痕迹（图七）。玉琮的大小与梓里近似，但是玉璧则完全不同，大小、材质与制作技术均显示其与良渚文化玉璧的相似性[12]。除墓葬外还在居住生活遗迹中出土了软玉类玉环2件和玉璜9件。因此师赵村第七期是陕甘地区客省庄文化时期出土玉石器最多的遗址。

图七 甘肃天水师赵村第七期M8及出土玉石器

（四）宝鸡石嘴头东区遗址出土的玉石器

石嘴头东区位于宝鸡市香茵河南岸。根据1985年考古报道有灰坑2座，成组分布房址6座和墓葬M1。从年代上看M1最晚，可能进入夏纪年。其出土了一组包括玉锛、玉斧、玉纺轮和玉璧以及绿松石珠的重要随葬品[13]。然而同出的陶器却不是遗址所在区域的橙黄色陶，而是以灰陶色为主。软玉器类有锛、斧、纺轮等，也体现客省庄文化常见的以工具类为主的特征。

（五）华县梓里遗址出土的玉石器

梓里遗址位于华县城西南的杏林乡梓里村，面积约15万平方米。遗址内涵由仰韶文化和客省庄文化构成[14]。属于客省庄文化的灰坑12个、灰坑葬2座。其碳十四测年为公元前2295～前2000年。各遗迹出土的玉石器有石璧、玉琮、玉饰品、绿松石饰。H7的玉琮残损过半，色浅黄，其形体外方内圆，横断面呈方形，两端有矮圆射，管钻两面穿孔,孔内留有明显的台痕，器表面抛光,但仍留有旋纹痕迹，通高3.6、射高0.3、射径3.5厘米，石璧内直径3～4、外径7～8厘米，断面呈长方形（图八）[15]。梓里玉琮与石璧的出土，是关中地区首次出现这一具有良渚文化特点的玉石器组合，反映了与晋西南地区的清凉寺[16]和陶寺遗址[17]的相同点。

图八 华县梓里遗址出土玉琮和玉璧

（六）商洛东龙山遗址出土的玉石器

东龙山遗址位于丹江上游洛南县42千米处，文化内涵包括由客省庄文化、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岗文化[18]。其中龙山文化时期遗存有居址5座、灰坑46座和墓葬9座。这些遗存出土的石质装饰礼仪器和制作遗物共14件，分别是石璧6、石饰1、石钻芯7件。石璧均为大理石质，单面钻为主，石璧孔径在3.2～7.8厘米之间，孔形均口大底小，显示为管钻而成。除了2件为成品石璧外，其余4件为外边缘尚未修整的半成品，结合7件钻芯遗物，可以认为这里曾经是一处制作环璧类石质装饰礼仪器的手工业作坊。在稍晚的二里头文化早期，共属于同一座墓上建筑的墓葬M83、M84中出土了一组由玉璋、玉钺、石圭、石璧和漆器随葬品。其中石璧沿袭早于它的客省庄文化形制特点，并继承前期的石质环璧制作手工业传统，而新出现的玉璋与玉钺则显然是来自伊洛平原的权威性礼仪器。

根据公开发表的资料，关中—陕南地区发掘的客省庄文化遗址约有20余处，其中上述7个遗址中发现有玉石器，根据出土玉石器特点可以区分为装饰礼仪器、工具类和制作相关遗物几类。尽管其中大多数不是由软玉类原材料制成，但其形态却与软玉类器型形似，显示着与软玉制品相同的礼仪性特征。比如白色长条形斜角器和用灰色石材制成的石璧。至少从康家遗址出土的3件石璧和梓里公布的1件石璧来看，其制作特征与紧邻的山西芮城清凉寺和陶寺墓地不同，不是断面呈长三角形的内孔厚、外边轮廓薄的晋西南特点的石璧，而是以孔径与外轮廓厚薄一致的良渚型为特征。软玉类礼仪器除了在天水师赵村、华县梓里、石嘴头出土有玉璧、玉琮、玉锛、玉斧等外，还在康家、太平、客省庄和东龙山遗址出土有玉石芯和软玉及石质原材料等，而以甘肃天水师赵村遗址出土玉石器最多，还在一座墓葬发现了玉琮与玉璧的共存组合。关于师赵村第七期的文化性质目前仍然有争议，虽然多数学者认为是属于齐家文化，但是近年来也有学者通过陶器分析认为其性质应该属于客省庄文化[19]，共存陶器也显示其浓厚的客省庄文化因素。因此根据以上玉石器的出土状况，本文认为客省庄文化时期的玉石礼仪器可能存在两个系统：一个是在龙山文化晚期流行于豫、晋、陕、甘等地具有良渚文化特征的玉琮和玉璧的传承体系；另一个是以白色长条形斜角器为特征的客省庄文化自身的传统性礼仪器。而在晚于客省庄文化晚期的遗存中发现的玉石器，则出现玉璋、玉钺、玉圭类新器形，这一点显示着与陶器组合变化出现的同步演变，其背景应该是伊洛盆地强势而起的二里头文化对其西侧区域经营策略的结果。此外在关中地区的康家、客省庄与太平遗址中还出土有软玉原材料、玉芯以及有切割痕迹的废料，暗示着不擅长用玉的客省庄文化也曾经制作玉石器，而软玉材料的来源，制作技术及产品的流向则需要今后进一步深入研究。

注释：

[1]刘莉.中国新石器时代:迈向早期国家之路[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54-57,92,190-204.

[2]庞乐,轩辕杨子.考古明确西安太平遗址进入夏代纪年范围[N].西安日报,2021-10-9(6).74

[3]a.西安半坡博物馆.陕西临潼康家遗址第一、二次试掘简报[J].史前研究,1985(1).b.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康家考古队.陕西临潼康家遗址发掘简报[J].考古与文物,1988(5/6).c.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康家考古队.陕西临潼县康家遗址1987年发掘简报[J].考古与文物,1992(4).

[4]凌悦扬.陕西临潼康家遗址陶器研究——以T26出土陶器分析为主[D].上海:复旦大学,2021.

[5]同[3]b.

[6]同[3]c.

[7]刘莉,阎毓民,秦小丽.陕西临潼康家龙山文化遗址1990年发掘动物遗存[J].华夏考古,2001(1).

[8]佟柱臣.仰韶、龙山工具的工艺研究[J].文物,1978(11).

[9]同[2].

[1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发掘报告:1955-1957年陕西长安县沣西乡考古发掘资料[M].北京:文物出版社,1963:67-68.

[1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师赵村与西山坪[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171-175.

[12]杨岐黄.新石器时代至汉代玉璧研究[D].西安:西北大学,2020:49-50.

[13]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82级实习队.宝鸡石嘴头东区发掘报告[J].考古学报,1987(2).

[14]a.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77级实习队.陕西华县梓里村发掘收获[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3).b.西北大学考古专业77级华夏梓里实习队.陕西华县梓里遗址发掘纪要[J].文物,2010(10).

[15]承蒙西北大学钱耀鹏和西北大学博物馆张越提供照片，谨此致谢。

[16]a.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运城市文物工作站,芮城县旅游文物局.清凉寺史前墓地[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6:12.b.李百勤,张惠祥.坡头玉器[J].文物世界,2003(增刊).

[1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省临汾市文物局.襄汾陶寺——1978～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5.

[18]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商洛东龙山[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66-68.

[19]崔俊俊.天水师赵村第七期遗存文化属性试析[C]∥不惑集——山西大学考古专业成立40周年纪念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20:45-51.

文章原载于《考古与文物》2024年第7期

文章来源：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中国考古网 公众号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ZOFW0d7Tc25bbGcnXYcLv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