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玲 马婷 | 马家塬墓地波斯文化因素分析

摘要：马家塬墓地出现的大角羊、棕榈叶纹、城堞纹、类忍冬纹等图像或纹饰，以及对龙纹扁体环、人形车辖，为战国中期晚段从中亚通过新疆到达甘肃天水地区的波斯文化因素。这些文化因素也见于长城地带西段的甘肃省东部、宁夏固原地区以及陕北和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其中以马家塬墓地所在的甘肃天水地区分布最为集中。这些波斯文化因素均较其来源地有不同程度的变化，应为由中亚及附近地区接受波斯文化影响的人群带入，他们因亚历山大东征的军事冲击被迫东迁，在短时间内到达长城地带西段。

马家塬墓地位于甘肃省天水市张家川县，是北方长城地带发现金银贵重金属数量最多的墓地。马家塬的丰富发掘资料在很短时间内以简报、图录和研究专著的形式发表，为进一步的研究奠定了非常好的材料基础[1]。目前学界普遍认为马家塬墓地年代在战国晚期，与甘宁地区东周时期北方文化带遗存有明显的渊源关系。也有学者注意到研究马家塬墓地的大量与欧亚草原相关的文化因素，应考虑到亚历山大东征这一历史背景[2]。马家塬墓地已知的一个碳十四测年数据为公元前350年左右[3]（未说明测年标本是人骨还是木炭），最新的研究认为墓地年代为战国中期晚段至秦统一[4]。这样马家塬墓地的年代上限已经非常接近于亚历山大于公元前340年灭波斯、第二年又转战中亚的时间。所以，以往学界提出在大的历史背景下分析马家塬墓地的外来文化因素，是很有远见的思路。

杨建华先生最先提出马家塬墓地的大角羊图像是从中亚传入的欧亚草原文化因素[5]。李零和林梅村先生近年出版的考察专著系统分析介绍了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考古遗存，并发表大量清晰的彩色文物照片，这极大地丰富了国内对以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几座都城为中心的波斯文化的认知，也使我们有条件将国内材料与波斯文化做对比研究[6]。通过与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流行的器物或图案的对比可以发现，马家塬墓地至少可识别出五种来源于波斯的图像或器物，这些因素也见于马家塬附近的甘宁地区和陕北、鄂尔多斯地区。

一、马家塬墓地的五种外来文化因素

马家塬的大角羊图像主要是用来装饰车舆和车轮，大多数为用银箔或金箔裁剪成的大角羊形饰片。马家塬早期墓葬的大角羊饰片用平行凸楞线装饰大角的外缘和羊的身躯，大角的末端内卷，位于背部以上（图一，1、2）[7]；晚期墓葬有的大角羊用镂孔或镂孔加凸点装饰，大角末端与尾部连成一体或与尾部交叉（图一，3）。马家塬早期墓葬的大角羊或者在颈、背交界处明显有小翅膀但无背鬃（图一，1），或者小翅膀的顶部位于末端卷曲的背鬃以下（图一，2）。但是晚期墓葬的大角羊均不见翅膀的踪迹。

图一 大角羊来源对比图

马家塬早期墓葬带翅膀和鬣鬃的大角羊分别与东哈萨克斯坦伊赛克古冢出土的大角羊雕像（图一，7）和阿尔泰地区阿卡-阿拉哈1号墓地1号冢鞍垫上贴的大角羊形毡花相似（图一，8）。伊塞克古冢大角羊雕像的身躯和翅膀用平行凸楞线装饰，翅膀末端向前弯曲，大角的外缘有平缓的连续弧线，这些均与马家塬M3的带翅膀大角羊的特征相似。但是马家塬M3大角羊的翅膀已经变得非常小，大角和翅膀上的凸楞纹已经平面化；而伊塞克古冢大角羊雕像的角上有表现羊角节楞的平缓凸楞，翅膀上的平行凸楞也有一定的立体感。所以很明显，马家塬M3的带翅膀大角羊的纹饰和形状均相对更简化，其年代也应晚于伊塞克古冢的大角羊雕像。与同样带背鬃的阿尔泰阿卡-阿拉哈1号墓地1号冢的大角羊相比，马家塬墓地早期带背鬃的大角羊的背鬃末端明显变小，羊嘴部只表现出嘴的整体轮廓和一缕胡须（图一，2），而阿卡-阿拉哈1号墓地1号冢的大角羊不仅背鬃更长，而且还明显表现出半张的上、下颌和下颌后面的一缕胡须（图一，8）。所以，马家塬M3的带鬣鬃大角羊，已经较阿卡-阿拉哈1号墓地1号冢的大角羊有了一定程度的简化，其年代也应该略晚于后者。

李零先生梳理了中国的有翼神兽和境外格里芬形象材料，认为中国境内的有翼神兽是受外来影响出现的，存在时间为春秋中期至战国时期，与格里芬在波斯、中亚和欧亚草原的流行时间大致同步而略晚，主体特征也与此三地的一致[8]。日本学者林俊雄先生在其专门研究格里芬的专著中，提出西方的格里芬在相当于中国春秋晚期的时候形成两种地域风格：一种为希腊古典时期的格里芬，表现出自然的翅膀和鳞状的鬃毛；另一种为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格里芬，头上有公绵羊或山羊的角和耳朵，颈部有整齐的鬃毛，翅膀向上弯曲，这种格里芬随着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扩张向西、东两个方向传播，其中进入中亚的被当地游牧人根据自身喜好进行了改造[9]。

经过对比可明显看出，伊塞克古冢的大角羊雕像来源于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格里芬，将格里芬的鹰头变成了山羊头，属于林俊雄先生指出的中亚游牧民族根据自身喜好对波斯风格格里芬的改造[10]。中亚阿姆河流域被称为“奥克苏斯宝藏”的窖藏出土的手握金手镯上的格里芬，是年代较晚的波斯格里芬形象。学界认为是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最后一位国王——大流士三世逃亡中亚时流散的珍宝，其年代应略早于亚历山大灭波斯的公元前340年[11]（图一，4）。与奥克苏斯宝藏金手镯上的格里芬相比，伊赛克古冢和阿卡-阿拉哈1号墓地1号冢的大角羊均将格里芬的鹰首变成了羊头，翅膀变窄或变小类似鬣鬃末端，将格里芬大角上较密的写实的楞节，变成了稀疏的平缓凸楞或外缘连续的弧线。格里芬翅膀上写实的表现羽毛的纹饰，在伊赛克古冢的大角羊雕像上变成稀疏的平行长凸楞和短凸楞。但是，从两者的大角、翅膀和头颈部形态，明显可以看出来自于奥克苏斯宝藏的那种格里芬。

新疆伊犁地区新源县71团渔塘遗址出土的1件直径31厘米的铜环上有一对有翼神兽，与奥克苏斯宝藏金手镯上的一对格里芬的形状非常像，但是格里芬的鹰首变成了羊或牛的头，角变小（图一，5、6）。新源县位于伊犁河上游，距离伊塞克古冢不远，两地均将格里芬的鹰头改造成兽头。结合阿尔泰地区阿卡-阿拉哈1号墓地1号冢的大角羊，可以明显看出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一类的格里芬被中亚和南西伯利亚地区居民改造的情况，即均将格里芬的鹰头改造成类似羊头的兽头，角部主要是变得更大而夸张。从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一类格里芬改造成的大角羊形象，也见于新疆东部。如在伊吾县苇子峡采集的铜镜上的“立鹿”即为大角羊，其大角和身躯、腿部形状与阿卡-阿拉哈1号墓地以及马家塬M3的大角羊很相似，只不过因为是做铜镜的柄部，腿站立的姿势更收拢（图一，9）。

可见，以上伊塞克古冢、阿卡-阿拉哈1号墓地、伊吾县苇子峡以及马家塬M3的大角羊形象，均源自于波斯风格的格里芬。在新疆和俄罗斯阿尔泰地区已经完成了从鹰首到羊首、角明显变大的转变，在阿尔泰和新疆东部翅膀或者背鬃已经消失，整体演变趋势是逐渐地简化和变形。在这一演变链条中，马家塬M3的大角羊处于较晚的阶段。到马家塬墓地晚期M16出的大角羊金箔片上，已经不见翅膀的踪迹，与格里芬有关的凸楞纹已经被镂孔和凸点纹取代，大角变长与尾部相交叉，也从位于背部以上演变为与尾部相交（图一，3）。

马家塬墓地早期墓葬的车舆厢侧板、车轮、车辀上的金银质地镂空花饰，主体图案由相对外卷的弧形线条组合而成（图二，1、2），有的一对弧形线条中间伸出几种类似花朵的图案（图二，3-5、7、8），有的相对外卷的弧线变成相背对的鸟头（图二，6）。有的骨器上也有此类相对外卷的弧线图案（图二，9）。上述图案不见于中原系统和北方文化带的纹饰中，是一种新的外来图案，与其最相似的是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的棕榈叶图案。棕榈叶图案广泛见于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建筑上的浮雕、釉砖装饰画中[12]。如阿契美尼德王朝的都城波斯波利斯的大流士宫以南的大台阶外侧浮雕石刻上，常见相对写实的棕榈树浮雕，两颗相邻的棕榈树底部相连，树干上的叶子成对外卷，树顶部有扇面状的棕榈叶（图二，10）。该城的阿巴达纳王宫的浮雕上也有类似的棕榈树图案（图三，6）。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都城之一——巴比伦城的釉砖画，以及另一都城苏萨大流士王宫埃兰卫兵釉砖画，边缘的装饰图案均匀连续分布的上、下两层棕榈叶图案（图二，11）。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金、银质地的安弗拉罐上也经常装饰棕榈叶纹饰，但是比建筑浮雕和釉砖画上的更复杂。马家塬墓地的棕榈叶图案均为装饰性图案，与波斯釉砖画边缘的图案化连续棕榈叶图案最相似，所以也可以将其称为图案化的变形棕榈叶纹饰。

图二 棕榈叶纹对比

以上马家塬墓地装饰变形棕榈叶图案的车饰以及骨器，均出自墓地早期的墓葬。波斯波利斯、苏萨均为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长期使用的都城，两地的大流士王宫均为大流士一世时期（公元前522-486年）在位所建，之后在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长期沿用，即可以延续到相当于战国中期。所以马家塬墓地的图案化棕榈叶图像与波斯的不仅形状结构相似，而且年代接近，具备源自于后者的条件。

马家塬墓地随葬车上的金、银镂空花饰中有城堞形图案，绝大多数为两个城堞顶端相对组合成一个单元重复出现，每个单体城堞图案的内部镂空，形成和图案外轮廓平行的又一个镂空的城堞（图三，1-3）。

图三 城堞纹、类忍冬纹对比图

城堞图像不见于东周时期中原和北方系统的纹饰中，但是在西亚和中亚地区出现得很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三千纪的晚期，在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很流行，不仅是建筑物墙壁顶端装饰性墙体的形状[13]（图三，6），也常见于釉砖画等成幅图像的边缘装饰纹带（图二，11）。有学者指出，中亚为西亚城堞直接波及发展区域，在公元前后向东方传播，成为亚洲大陆普遍使用的垛墙形式，推测中原文化的城堞形制直接来源于西亚地区[14]。

林梅村先生指出，中国新疆地区的吐鲁番洋海墓地部分陶杯的把手形状均为城堞形[15]。根据最新发表的洋海墓地发掘报告可知，该墓地共发现17件有城堞形把手的陶杯，除了墓地采集的1件年代不明以外，其余16件陶杯中15件出自属于第三期的墓葬（春秋战国时期），只有1件出自第二期的墓葬（公元前10世纪至前8世纪）。洋海第三期墓葬的年代与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年代[16]（公元前553-前330年）相当，与新疆邻近的中亚地区又是西亚城堞纹图像的主要波及和发展区域。所以，洋海墓地第三期陶杯上的城堞形把手，应该是从当时的波斯地区传入。同样，年代也在战国时期的马家塬墓地的城堞形图案，也应该和大角羊图像、棕榈叶图案一样来自波斯。

马家塬墓地多座墓葬出土装饰两对龙头纹的椭圆形圆环，质地为银质或铁鋄金，分大、小两种，较大的长径为5.8～6.1厘米（图四，1-4）。这些环的尺寸和出土位置，很像是手镯，但是所有的环均为横向的扁体，并不适合带在手臂上。其中发表了剖面图的M3L:31可见环体剖面近较浅的“U”字形，外鼓的一面朝外并有纹饰，另一面内凹无纹饰（图四，2）。小环与大环的形制相同，但是尺寸略小，如M14的小扁体银环长径为3.7厘米和4厘米，共出6件，从尺寸和数量上看应与手臂上的装饰无关。

图四 龙纹扁体环对比图

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关中附近的贵族墓葬也随葬一种装饰对龙纹的扁体铜环，如在上村岭虢国墓地[17]、梁带村芮国墓地均比较常见，过去均称为带环。但是梁带村墓地发现这种形制的直径19厘米的大铜环，是装饰在棺上的棺环（图四，9）。梁带村墓地尺寸较小的龙纹扁体环的直径为5.4～6.9厘米，均为金质，大多数出自腰部，应是腰带上的带环（图四，10、11）。上述带环最晚的年代为春秋早期，龙头在环的两侧相对分布，它们在流行年代和纹饰布局两方面，均与马家塬的扁体环差别较大。

关中和陕北地区战国中期墓葬发现的两件扁体铜环与马家塬墓地形制最接近，一件出自咸阳任家嘴墓地M241（长径5.2厘米），该墓为战国中期的秦墓（图四，12）；另一件出自陕北黄陵的寨头河墓地M86（长径5.5厘米），报告虽然没有说明该墓的期、段，但是墓内随葬陶器与墓地第二段——战国中期早段的陶器形制最相似，所以寨头河M86的年代也应该在战国中期早段左右（图四，13）。

马家塬墓地的对龙纹扁体环与任家嘴和寨头河墓地的龙纹铜环形制最接近，不仅环体均为椭圆形，而且龙头均相对，差别只是马家塬的均为两对龙头，而且多数表现的是正面而不是侧面。任家嘴和寨头河的龙纹扁体铜环与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龙纹扁体环之间有300年的间隔，期间没有发现同类器物，且龙头的朝向和布局也有明显的差别，看不出两者之间有直接的演变关系。

但是在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都城波斯波利斯阿巴达纳王宫东踏道的浮雕上常见贡使的双手握着近椭圆形的手镯（图四，5-7），也发现同类精美的金质手镯。其中土耳其乌沙克考古博物馆收藏的1件吕底亚双狮头金手镯，可以明显看出手镯的环身是扁条形（图四，8）。阿巴达纳王宫东踏道的浮雕上朝觐波斯的贡使手中的手镯，大多数在手镯的两端有一对相对或相背的格里芬（图四，5），稍简单一些的是一对向前的兽头（图四，7），最简单的是只在手镯相对的两端略加宽（图四，6）。可见波斯的这种手镯为握在手中使用，不仅镯身的形制统一，而且两端形状多样，实物多为贵重金属，应为当时很流行的有一定象征意义的器物。奥克苏斯宝藏的一对属于此类的带格里芬金手镯的年代相当于战国中期的晚段（图一，4），与任家嘴和寨头河的对龙纹扁体铜环在同一时间段，两者的轮廓、动物头在环的两端相对分布的特征均相同。波斯波利斯阿巴达纳王宫东踏道浮雕中斯基泰贡使手中的手镯，与任家嘴和寨头河的对龙纹扁体铜环最相似（图四，7）。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年代在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所以任家嘴和寨头河的扁体龙纹铜环，年代和形制与上述斯基泰贡使所握的手镯最相似，也最有可能来源于它们。

马家塬墓地目前发表出土龙纹扁体环的3座墓葬中，2座属于早期墓葬，1座目前无法精确断代。马家塬墓地年代上限在战国中期晚段，与出带格里芬手镯的阿克苏斯宝藏、任家嘴和寨头河墓地的年代已经非常接近。所以马家塬墓地的扁体龙纹铜环，可能是在任家嘴和寨头河铜环的基础上，将一对龙头改成两对龙头；也不排除直接将波斯手镯的一对兽头改成两对龙头。马家塬M57所出的银质龙纹扁体环的一对龙头纹之间有开口，还保留着与上述波斯的手镯或有一对龙纹的扁体环相同的特征（图四，3）。不管是哪一种可能，马家塬龙纹扁体环最终的来源均与波斯的手镯有关。

马家塬墓地M4一号车的车辖上有一带尖帽的半身胡人雕像，人两手握在胸前，应为套在车辖主体顶部的车辖首（图五，1、2）。在中原文化墓葬中，顶部雕出人形的车辖（简称人形车辖）只在西周至春秋早期有少量发现，人像均为全身，有的骑在兽头上，有的为蹲或坐姿，双手位置不固定，头部有光头、戴小圆帽、戴冠等几种形状（图五，4-6），均与春秋早期以前流行的无宽缘车軎配套使用（图五，5）。三门峡虢国墓地M2001的车辖首为戴小圆帽的人形，雕出完整的人头和缩短并简化中空上半身，小臂合于胸前，通过底部的镂孔与车辖主体套接在一起，该墓年代为西周晚期晚段（图五，6）。顶部为兽头形的车辖不仅在西周时期比较流行，也一直延续到东周时期（图五，7）。人形车辖在春秋早期之后不见于中原文化墓葬。

图五 人形车辖首及尖顶帽对比图

马家塬M4属于墓地晚期的墓葬，距离春秋早期已经有三四百年的间隔。与马家塬M4人形车辖配套的车軎，也是春秋早期以后才普遍流行的宽缘车軎。马家塬M4的人形车辖首上半身较长，与真人的上身比例相当，鼻子较高，头部戴尖顶帽，与同墓地出土的戴尖帽、穿胡服的锡质人俑特征相似（图五，3），所以M4人形车辖上的半身人像塑造的应是有欧罗巴人种特征的人，也很可能来源于西方。

人形车辖首也见于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的马车上。如波斯波利斯的阿巴达纳王宫东踏道浮雕中的埃兰贡使进贡队列中的马车，以及吕底亚贡使队列中的马车，均可见人形车辖首，而且均为半身人像，均两手握于胸前，头与上身比例接近真人（图五，8-11）。

上述波斯马车浮雕中的人形车辖及马家塬M4马车上的人形车辖的车辖首均为两手握于胸前的半身人，头和上身比例均与真人的相当。而西周至春秋早期的人形车辖首则上身明显变短，两手位置多样。从年代上看，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相当于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与马家塬墓地的年代前后相接。所以马家塬M4的人形车辖，来源于波斯的人形车辖的可能性最大。马家塬的人形车辖上出现的尖顶帽和高鼻的特征，可能是从波斯通过中亚的塞人（即斯基泰人）传入甘青地区的过程中出现的。戴尖顶帽的斯基泰人形象见于波斯波利斯阿帕丹宫殿东台阶的波斯人朝贡浮雕（图四，7），在中亚的伊赛克古冢、阿尔泰的巴泽雷克文化墓葬中都可见到带金银装饰物的尖顶帽（图五，12）。

马家塬墓地的上述五种波斯文化因素，均较来源地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其中由格里芬转变而来的大角羊、人形车辖首明显可见在中亚或南西伯利亚地区做了一定程度的改造，融入了当地的因素，这与林俊雄先生指出的格里芬在中亚被游牧人改造的情况相同。如果仅发现一种波斯因素，可能会有误判，但是五种有踪迹可寻的波斯文化因素均见于马家塬墓地，则说明这里确实有一批由西而来的波斯文化因素。上述波斯文化因素主要见于马家塬墓地早期的墓葬（因马家塬墓地晚期的波斯文化因素多数形制变化较大，本文只列举少数墓地晚期的例子）。可见波斯文化因素是在马家塬墓地的早期，即战国中期晚段至晚期早段到达的。

马家塬墓地还有一种可能也来自波斯地区的纹饰，即类忍冬纹，由一对或一组末端外卷的花叶状线条组成（图三，3-5），有的也与城堞纹组合在一起（图三，3）。这种图案在东周时期也不见于今中国境内，东汉时期才开始在画像石图像的边缘出现与其形状相似的云纹图案。类忍冬纹图案也见于波斯都城帕萨尔加德居鲁士大帝（公元前558-前529年在位）陵墓的陵前石柱，为装饰纹饰边缘的图案（图三，7）。因收集材料所限，目前只找到这一例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的忍冬纹图像，所以这里只能说马家塬墓地的类忍冬纹，有可能来自于波斯。

除了人形车辖，马家塬墓地的其他五种波斯文化的器物或图案，在长城地带西段其他地区也有发现，集中分布于两个区域：第一个区域是马家塬墓地所在的甘肃省天水地区及邻近的平凉地区、宁夏固原地区；第二个区域是陕北的战国秦长城附近，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此外，新疆北部也有较多发现。

可以根据马家塬墓地的分期，将大角羊图像区分出早、晚两个阶段。与马家塬墓地同在天水地区的清水县刘坪墓地出土较多和马家塬的形状相似的银质大角羊形车饰，其中有的大角完整，可见角的末端在背部以上，与马家塬早期的大角羊特征相同（图六，1）；有的虽然大角后半部残断，但是与前腿相连的翅膀、全身装饰的平行凸楞纹，均与马家塬早期大角羊的特征相同，所以也应与马家塬早期年代相当（图六，2）。鄂尔多斯地区的阿鲁柴登墓葬出土金冠的底座上有4个大角羊纹和4个类似狼头的纹饰，其中大角羊纹位于冠底座的外围，用大镂孔表现出角的轮廓，角的外缘为连续的弧形（图六，3、4）。虽然阿鲁柴登金冠上大角羊的身体结构已经变形，分不清背部的位置，但是根据大角末端向内卷成近螺旋状推测，大角的末端应该在背部以上，所以应该是与马家塬早期的大角羊特征相同。

图六 马家塬墓地周边地区出土的大角羊、大角神兽

与马家塬晚期大角羊形制特征相似的，即大角末端与背部或尾部相连的大角羊，发现的数量相对最多，主要出自清水刘坪墓地，均为银质车饰，其中有的不见于马家塬墓地，大角外侧的连续弧线稀疏且夸张（图六，6）；有的与马家塬墓地晚期的大角羊形银车饰非常相似（图六，7）。甘肃静宁县位于邻近天水的平凉地区，该地出土的铜质大角羊的大角外缘有连续的外弧，颈部有末端上卷的鬣鬃，这些特征均与马家塬墓地的相同（图六，8）。但是静宁县大角羊身上的螺旋状卷曲纹饰不见于马家塬墓地，而是与陕北的纳林高兔大角神兽身上的纹饰属于一类（图六，5）。宁夏固原彭阳县张街村的青铜大角羊与马家塬的形制差别较大，但是大角上的纵向凸棱应与马家塬早期大角羊外缘的纵向凸棱有关。张街村这件大角羊的肩胛骨和盆骨处铸造出略凸起的肌肉，前后腿之间有横栏，很可能是吸收了当地战国晚期流行的立体圆雕动物的形制（图六，9）。鄂尔多斯市东胜区西沟畔M2出土4件圆雕的铜大角羊，底部有四棱台形銎座，可能是车上的杆头饰（图六，10、11）。原报告将这4件大角羊圆雕称为鹿，但是从大角中部的凹线、外缘的连续外弧可以看出与马家塬墓地大角羊的大角属于一类，所以应该也是大角羊而不是鹿。

大角神兽数量较少，只见于陕北的纳林高兔和鄂尔多斯地区的西沟畔M2，两者均有钩喙状嘴、立耳，实际上应为格里芬，但是多了格里芬没有的超大的角（图六，5、12、13）。纳林高兔的大角神兽为金质立体雕像，脚下有四棱台形銎座。这件大角神兽的角非常庞大，由四个身躯像蛇的鹰首带耳的格里芬组成（图六，5）。纳林高兔大角神兽的角末端在背部以上，与马家塬墓地早期的大角羊特征相同。西沟畔M2大角神兽的大角末端在翘起的尾部后面、有鬣鬃、前后腿之间有横栏的特征与马家塬晚期大角羊的相似（图六，12、13）。

根据马家塬墓地大角羊角部形制演变规律，可将上述大角羊和大角神兽分为两个时期，早期的大角末端在背部以上，年代应为战国中期晚段至战国晚期早段（图一，1-5）。晚期的大角末端与背部或尾部相连，年代为战国晚期中段至晚段（图一，6-13）。

发现数量较多，主要分布在马家塬墓地所在的天水地区，绝大多数为车饰，可分为两种。

第一种表现出扇形的棕榈叶，只见于两地：一处为清水刘坪墓地，为镂空银车饰（图七，1）；另一处为宁夏固原市西吉县的陈阳川，为3件带背钮的青铜扣饰类的造型。其中上部三分花叶应为简化的扇形棕榈叶，三分花叶下面不见外卷的一对棕榈叶，只保留了底部内卷的一对弧线，弧线末端为格里芬头（图七，2、3），应为将简化掉上面的一对叶子的图案化的棕榈叶图案（图二，11）。第二种棕榈叶图案重点表现出上面一对外卷、下面一对内卷的弧线，多数在外卷弧线之间有一竖线或花叶，应为残留的简化形式的扇形棕榈叶，少数的外卷弧线之间无花叶。天水市清水县刘坪墓地发现的这种棕榈叶纹镂空车饰最多，大多数为银质，少数为铜质（图七，4）。天水市秦安县王洼墓地有方形和三角形两种带镂空棕榈叶纹的车饰，均为铜质（图七，5、6），陕北地区吴旗县赵老沟出土较多此类镂空铜车饰，也均为三角形（图七，7）。

图七 其他地区发现的棕榈叶纹、类忍冬纹、城堞纹、龙纹扁体环

只见于刘坪墓地，数量较少，为银车饰上的镂空纹饰，只有两层城堞纹（图七，10、11）。

只见于刘坪墓地、纳林高兔墓葬。刘坪墓地出土2件，一件为铜质镀锡，两端各有一对龙头，龙头之间的环体有开口，龙身装饰三角云纹（图七，12），与寨头河和秦家咀墓地所出的形制基本相同，其年代也应该与后两者相当，即在战国中期；另一件为银质，饰两对龙头，其中一对龙头之间有开口（图七，13）。纳林高兔墓葬出土的2件均为银质，饰两对龙头（图七，14）。

此外，在刘坪墓地还发现了类忍冬纹，与马家塬墓地的类似，也为镂空的银质车饰（图七，8、9）。

上述与马家塬墓地所出相同的几种波斯文化因素，主要分布于马家塬墓地所在的天水地区。在这里它们不仅延续时间长，从战国中期晚段延续到战国晚期晚段，而且数量多、种类最丰富，与马家塬墓地的相似程度也最高，其中银质的车饰所占比例也较高。宁夏固原、甘肃平凉地区发现的数量较少，只有铜质，可判断年代者均为战国晚期中、晚段。战国秦长城以北的陕北榆林地区以及内蒙鄂尔多斯地区只有大角羊和大角神兽、对龙纹扁体环两类，目前未见棕榈叶纹、城堞纹和忍冬纹，相当于马家塬墓地早、晚两个阶段的均有。可以看出，马家塬墓地所在的天水地区是波斯文化因素集中分布的区域，种类和数量明显多于其北面的其他几个地区。

从器物演变情况可以看出，马家塬墓地的波斯文化因素是在墓地早期出现，即战国中期晚段至晚期的早段。这一时间已经非常接近亚历山大东征灭波斯转战中亚的时间（公元前340至339年）。历史学界的研究也反映出，在亚历山大东征到达中亚之前，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管理制度已经渗透到中亚生活的多个层面[18]。亚历山大东征，除了导致中亚的希腊化，同时被迫随亚历山大东征的波斯人、已经接受波斯文化影响的中亚人也随着战争的冲击将波斯的文化影响带到中亚其他地方，以及邻近的南西伯利亚地区。亚历山大的东征导致大范围的人群迁徙，也推动了远距离的文化传播，如在南西伯利亚与哈萨克斯坦交界地区发现这一时期装饰带象鼻的格里芬头形象的骨雕，俄罗斯学界认为是参加亚历山大征服印度战争的斯基泰士兵，将印度的象鼻图像与本地的格里芬形象结合在一起[19]。

马家塬及其他地区最早的波斯文化因素，均较波斯本地的发生了一些变化，这说明最可能是邻近新疆的中亚东部受到波斯文化影响的人群，在亚历山大东征的冲击下远距离迁徙到天水地区，并将他们吸收改造过的波斯文化因素带到了这里。

龙纹扁体环、人形车辖首在关中及附近地区曾经流行于西周至春秋早期，在春秋中期至战国中期以前消失，但是在它们消失的这段时间，恰恰在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境内存在形状类似的器物。这使我们很容易联想到两地可能早在春秋时期就已存在文化交流。学界普遍认为秦文化中金器出现较早可能与欧亚草原很早就有交流有关[20]，李零先生论证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在中国境内集中出现的有翼动物形象与波斯的文化影响有关，秦始皇陵以及秦文化的一些器物、葬俗以及铸造工艺来自西方。[21]可以看出，在两周时期和秦代，关中及中原地区与遥远的西亚和中亚地区断断续续存在过文化交流。相比较而言，只有马家塬墓地西来的波斯文化因素出现得最集中，并能与波斯和中亚的历史相对应。

注释：

[1]a.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博物馆：《2006年度甘肃张家川回族自治县马家塬战国墓地发掘简报》，《文物》2008年9期。

作者：潘玲 马婷（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

本文原载《草原文物》 202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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